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发展的导弹防御（反导）能力被视为对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最大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在反导领域进行持续投入的趋势。五角大楼在2019年发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对此给予了明确确认。即使未来民主党总统上台，鉴于美国国内对反导的广泛支持态度和对朝鲜、伊朗等国导弹威胁感知的增强，自由派政府显著改变现有反导发展趋势的可能性也不大。
美国官方政策提出，其用于本国国土防御的反导系统（也常被称为战略反导系统）只针对来自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无意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但中国担心美国官方的宣示政策并不一定反映其实际作为——美国或可利用反导系统削弱中国的战略核反击能力，从而威胁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然而，如果中国简单地假设美国怀有最坏意图、刻意寻求破坏中国核威慑能力，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政策规划，反而可能给中国自身带来严重危害。简单来说，如果美国真的无意威胁中国核威慑能力，那么以最坏假设为前提的应对方式将导致中方的过度反应，带来不必要的核力量扩充；中国过度发展核力量，又会引发美国对中国核政策调整的猜疑。这种恶性互动将增大双方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的风险。中国核武库的快速增长也会带来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警惕和连锁反应，影响国家整体安全环境，不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最坏假设只有在确实无法探明对方意图的情况下才有合理性。但中美之间关于美国反导问题的争论并不属于这一情况。中美就反导争议开展对话的必要性
从中美双方争议的范围来看，中方的关切主要集中在那些可能影响中国核威慑能力的美方反导系统上。与此无关的常规导弹层面的攻防竞争并不涉及中美战略稳定的核心问题，而且中国在常规导弹的不少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比如陆基短程、中程、中远程导弹），在数量和能力上可有效应对美国区域反导系统的影响。因此，虽然反导系统从概念上讲包罗万象，但中美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美如就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涉，有达成一定共识和进展的可能。
双方如就反导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涉，应认清两个基本现实：一、美国国内在反导问题上的争论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互搏，而且受到党派政治、选取利益、军工集团游说影响，但美国政策界的主流思想比较明确地反对发展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核反击能力的战略反导能力，不希望反导问题影响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持其它观点者人数少、影响小，不能代表美战略界共识。这个基本情况在美中关系剧烈恶化的情况下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中美两国可以就反导问题进行建设性沟通的有利基础。二、两国之间存在巨大认知差异：中国认为美国有意逐步打造全面反导网络，以实现瓦解中国核威慑的最终目的，并在此过程中或明火执仗、或装聋作哑，没有对话诚意；而美国认为中国不顾美国及其盟友受到来自朝鲜等国日益严重的核威胁，故意夸大反导对中国自身安全的影响，不接受美方对话邀请，无意化解争端。例如，2016年双方围绕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事产生激烈争论，但均认为客观事实清楚、问题在于对方故意歪曲。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中国的专家其实非常明白萨德不可能对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构成实质影响，但中国假装不明白，以实现离间美韩同盟等其它地缘政治目的。同样，中国的政策界也几乎一致认为，美国项庄舞剑，意在威胁中国，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而美国越抵赖就越突显其虚伪险恶。彼此承认巨大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以务实的态度探索产生认知差异的具体原因，是双方在反导问题上能够进行有效对话的基本前提。否则，中美两国将继续在此问题上深陷鸡对鸭讲的困境，加深本可避免的恶性互动和军备竞赛。
中国未来也可能面临角色转换的问题。中国的反导能力不断增强，包括在陆基中段反导领域取得了长足技术进步，这些虽不会威胁到美国这种核大国的核反击能力，但却有可能给像印度这样比中国更小的核国家带来威胁感。在印度战略界广泛关注中国快速提升核能力的同时，中国快速增强的反导能力可能加重印度对自己核反击能力的担心。这种担心如果得不到化解，将可能促使印度过度发展核能力。这不但会影响中国安全，也会拉大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差距，而印巴之间战略力量进一步失衡，会破坏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也将影响中国在南亚的安全和经贸投资利益。因此，中国未来在中印核关系中的角色有可能类似于美国目前在中美核关系中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的可能性，意味着各国不能在某特定角色上代入感过强，而要预见到自己未来也可能扮演与自己现有立场相反的角色。所有相关国家都需要在反导问题上积极寻求彼此间的外交接触和沟通，以建设性的对话姿态避免安全困境加剧。
鉴于中美之间在美国反导问题上的巨大认知差异，中美之间在此问题上进行积极磋商，不一定会使美国彻底放弃或改变现有的反导政策，但一定会对其思考方式和未来的一些具体政策安排产生影响。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就美国反导问题进行磋商，对促使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原有反导规划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包括使美国放弃在欧洲打造第三个战略反导基地并放弃发展和部署“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中最先进、最具威胁性的标准3-IIB反导拦截器。中国也应该积极争取可以通过外交磋商获得的类似安全利益。相反，中国如果拒绝与美国就反导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涉，则实质上将主动放弃影响美国反导政策的机会。
此外，以对方怀有最大恶意为出发点，认为对话无用，只有埋头发展反制能力的思路，并不是最高效的应对方式，而且隐藏着巨大的体制和社会成本。中美之间如果放任战略进攻和防御力量的竞争，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双方均背负巨额投入且导致双方安全环境共同恶化。两国的军工集团将在此过程中获益。但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对军工行业进行舆论监督和体制外部制约的意识和传统，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如果两国民众都已彻底解决了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环境等民生需求，那么搞一搞军备竞赛、浪费一些资源或也无关紧要。但在疫情导致中长期经济前景不明、两国民生需求陡增的情况下，遏制军备竞赛就成为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也成为双方可以探索进行对话合作的重要领域。
现有障碍和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美国虽然在推动中美就反导问题进行对话方面表现积极，但迄今在与俄罗斯的军控谈判中一直拒绝将反导问题纳入正式军控谈判议题。中美之间尚未开启双边军控谈判；如果进行军控谈判，美国是否会同意将反导问题纳入谈判议程尚不可知。但中国在选择是否与美国进行军控领域的接触方面占有一定主导权，如果中国利用现有优势推动美国就反导问题进行谈判或者实质性对话，中国将有机会深入阐释并推动美国重视和解决中国的安全关切，加强对美国反导政策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是获利方。但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迄今为止不愿深入回应中国的安全关切，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政策存在疑问。中国有必要在这些方面与美国开展沟通和对话。
第一，美国政策界存在一种常见观点，即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加强核力量，并不是由于真的担心美国反导会影响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是由于中国有内在的扩张核武库的动力；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美国反导的存在，中国也会采取和现在一样的核武力扩张政策；换句话说，美国即便在反导方面做出重要的自我限制，也不会换来中国改变现有的核武力扩张趋势。
美方的这种看法反映出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背后驱动力的怀疑。冷战中后期以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五个合法核武器国家（美、俄、英、法、中）除了中国外都在持续削减核武库规模。美国怀疑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反映出中国要转向更激进的核政策，想将之前的最低核威慑战略调整成有限核威慑战略。也有美方专家猜测，中国不同军种之间对“核力量”这块蛋糕的竞争也导致中国整体核力量不断扩容。此外，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的战略武器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具有官方背景的舆论领袖胡锡进一再提出只有大力发展核力量才能使中国赢得国际尊重。美方因此对中国在实践中是否真的坚持“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产生了更多质疑。
这些看法与中国对自己核力量现代化的理解是相反的。中国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进行核力量现代化的根本动机是维护国家战略核威慑能力；尤其是美国不断发展的反导力量可能威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因此中国必须相应地加强核武器的生存和突防能力。这无疑是中国的真实想法，但其对外说服力是有限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美国反导造成的具体威胁存在表述不清的问题。例如在之前关于萨德部署的争论中，中方专家对萨德会给中国安全造成何种具体威胁提出了多种理论和说法，相互之间并不完全自洽，也颇有夸张矛盾之处，降低了这些表述的可信度。此外，中方专家对美国反导体系的批评中，不少是关于常规军事层面的影响，这与中国官方提出的对战略稳定性的关切是不相关的；另外一些批评则聚焦于区域反导系统对美国同盟关系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与核威慑没有关系。这些充斥于主流舆论中的表述，使美方认为中国并不是出于对自身核威慑的切实担忧，而是出于其它的政治意图反对美国的反导能力建设，从而降低了美方回应中方关切的积极性。
即使是在对核威慑的关切上，中方专家对具体威胁的表述也不甚清楚。从中美间存在的安全纷争来看，两国间最可能出现激烈军事冲突的领域是围绕台海、南海、东海等地的领土/领海争端，美国为了协助盟友，有可能在这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地区争端上进行军事干涉。由此引发的高烈度常规战争是最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爆发核冲突的场景。在这些区域战争的场景中，如果美国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最有可能首先利用战术核武器对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一些中方军事设施进行有限核打击。而中国在回击时，最理性的方式是使用区域核武器对战区内的重要美方军事设施进行有限的报复性反击。中国不断加强的区域性核力量（包括具有核打击能力的东风-21和东风-26弹道导弹），就很适合在这种场景中发挥有限核反击的作用。鉴于中美双方都不太可能在一场区域性常规冲突中直接使用洲际射程的战略核武器对对方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打击并承受对方全面核报复的后果，所以使用区域性核武器相互进行有限的核打击，可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核战争升级，因此是中美两国爆发核战争的最有可能的方式。相较之下，中美两国一上来就对彼此本土进行全面核互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中方专家在讨论美国反导对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影响时，几乎完全关注于两国使用战略核武器进行全面核互攻的情形，极少关注使用区域性核武器相互进行有限核打击这一更重要的场景。事实上，由于区域性的有限核打击涉及更少的核导弹、而且美国的区域反导技术更成熟，美国在充分部署的情况下将更容易对有限的中国区域性核导弹进行有效拦截。换句话说，美国反导体系对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威胁，可能更多体现在区域层面，而不是战略层面。但是中方专家似乎未对这些重要的具体问题进行深究。这也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国究竟担忧哪些具体反导威胁、乃至是否真的担忧美国反导问题的疑问。
对此，中国可以加强政策研究机构与政策制定部门的沟通，并且在官方层面更明确地阐释对美国反导体系的具体担忧。如果中美双方就反导问题建立专业的对话机制，便可以就中国的具体关切进行更深入的沟通。通过这些对话，中国应该充分展示出其迄今的核武器现代化工作确实是以对抗美国反导威胁为主要目标的，而不是源于与反导无关的其它内、外部动因。这将有力地敦促美国认真对待和解决其反导体系给中美战略稳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美政策界普遍认为美国已在反导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接触的姿态，但中方没有积极回应。不可否认，美国确实就一些双方有争议的反导问题提出了向中方进行情况介绍和开展交流对话。但中方对此种交流兴趣不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只表现出了愿意对话的态度，而没有承诺会对自己的反导项目进行实质性限制。美国国内的长期现状是：保守派政治家和战略学者坚持认为，面对朝鲜的现实核威胁和其它导弹威胁，美国必须把保护国土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由其它国家干涉自己进行国土防御的能力。这种政治理念固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的反导政策向来做不到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美国为照顾俄罗斯和自己盟友的关切而对反导规划进行部分调整就是实例。并且，在不要求美国立刻对自己的反导体系进行明确数量或技术能力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仍有较大空间影响美国未来反导政策。中美双方在此问题上仍有很大的磋商空间。
打破双方对话僵局的突破口之一是聚焦具体的反导政策。鉴于美国保守派战略家维护美国国土防御能力的执念，中国要说服美国从总体上放弃防御来自所谓“无赖国家”导弹威胁的难度极大。但在具体反导能力的发展和部署方式上，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相对大一些。美国国内对具体反导模式和发展侧重点的争论也比较激烈。美方提出的一些新的反导概念，比如利用区域反导系统对洲际战略导弹目标进行辅助拦截和推动攻防武器合一的反导平台等，会对大国战略稳定性带来影响，甚至会模糊攻防武器之间的界限而增大危机中误判的风险。维护大国战略稳定和降低危机误判风险本来也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但如果中国不向美方强调这些问题并要求美方进行政策调整，那么美国自己可能就会忽视。毕竟美国国内的军工集团对这些问题是不太关注的。所以中国完全有必要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主动与美国进行对话。
在中国最关注的美国战略反导系统方面，由于朝鲜核能力和战略导弹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朝鲜成为实际核武装国家的现状不易改变，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放弃发展能够全面拦截朝鲜洲际导弹的战略反导建设目标。中美两国在关于美国战略反导能力的争议中，朝鲜因素的影响是显著的。美国的目标是要在朝鲜对美国进行突然核打击的情况下能够有效保护美国本土，这就要求美国的拦截器数量能够应对朝鲜动用全部洲际导弹对美打击的情况。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担心的场景是美国先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并且只有少量中方核武器能够幸存，那么这些少量幸存核武器必须能够突破美国战略反导的拦截。这种交战假定意味着，即便中国原有核武器数量比朝鲜大得多，但如果中国幸存核武器数量和朝鲜原本核武器数量处于同一量级或者更少，那么美国用于防御朝鲜核打击的战略反导系统就同样可能给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带来严重影响。因此，朝鲜因素是中美反导争议中绕不过去的客观障碍。
为缓解朝鲜因素的影响，中美可以着手开展一项共同研究，由两国科学家合作探讨美国发展和部署的战略反导体系能够有效应对来自朝鲜的洲际导弹但不会对中国的洲际导弹产生威胁这一问题的技术可行性。两国科学家应完全利用公开资料和开源信息，从而避免要公开涉密军事信息等麻烦。之前已有先例表明，这种基于开源信息的研究依然可以为复杂的政策问题提供权威可靠的专业性评估和技术性建议。中美两国科学家就这一具体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本身就是有益的建立信心措施，也显示出中国愿意考虑美方安全关切的诚意。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技术性建议可以为美国下一步调整其战略反导规划提供切实依据，也为两国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磋商提供参考。
美国目前在不少反导项目的设计思路和技术路线选择上存在内部争论。如果双方建立了反导问题的对话渠道，中国便可以敦促美国在规划未来反导项目时就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进行技术评估，并在各种可能的技术路线和部署模式中，选择那些可以在实现设计功能的同时最有效降低对中国核反击能力影响的方案。例如，在美国探索的各种针对朝鲜的助推段反导技术手段中，有些技术或其部署方式对中国的附带影响较小，这些方案应被美方重点关注和优先采纳。中国应该要求美国在其反导项目的规划阶段就开展对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影响评估。这种内部评估最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或者对其中重要部分予以公开，这样可以帮助中国了解美国是否认真地把维护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纳入在其反导政策中。就这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是双方较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对话方式。
第三，在美国的战略安全政策圈中，也有不少是支持对华接触和合作的温和派，他们对中国对美国反导的担忧表示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对中国发展必要反制能力的需求表现出冷静态度。但即使在这些人当中，主流观点仍然是认为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快速步伐和进展完全可以抵消、甚至超出了美国反导的可能影响。这也使得他们进一步认为反导问题不应对中美核关系和战略稳定产生实际影响，也对中国过度加强核能力的动机提出质疑。
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核心分歧在于对两个程度的不同认识：美国反导对中国核反击能力的影响程度和中国发展何种程度的反制能力是适度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战略互信的缺失，两国军方不可能互相分享彼此的军事交战模型和攻防模拟数据。但是技术层面的合作性研究仍然可以帮助缩小双方在美国反导对中国核反击能力影响程度问题上的分歧。例如，中美在萨德问题上的核心争议之一是萨德系统的AN/TPY-2雷达能否对类似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的目标进行精确测量从而实现分辨真假弹头、提升美国战略反导效率等功能。非常遗憾的是，双方科学家从未就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其结果是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导致具体的技术问题争议升级为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事实上，双方科学家完全可以利用开源信息就这类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合作研究。即使不能彻底解决分歧，但至少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合作研究找寻技术纷争的源头，缩小分歧点，建立基本共识。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是否试图发展显著超过必要的反制能力的问题，中美双方可以考虑采取措施增强彼此能力发展的可预测性。针对美俄之间的反导对话机制，曾有学者提出美国每年向俄罗斯公布未来十年内各类反导系统的计划部署数量，同时俄罗斯每年向美国公布未来十年内核武器的计划部署数量。任何一方如有新的计划调整，只需在来年的公布中予以更新即可。这种适度相互透明的安排即确保了政策调整的余地，又增强了对彼此所关注的战略军力发展大体趋势的可预测性，是维护大国战略稳定的建设性方案。中美之间如果能考虑采纳类似的措施，也可以起到缓解双方关切的作用。
反思中国的反制能力是否过度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为了促使美国更认真对待双方在反导问题上的争议，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在国内缺乏对军工行业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各种新型核武器平台都可以被争项目、争资源的相关行业包装成具有对美国反导进行反制的功用。比如多弹头洲际导弹可以增大突防概率、战略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可以从对方防御薄弱角度进行突然打击、空射弹道导弹有助于突破助推段反导系统、洲际射程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助推-滑翔导弹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大气层内的机动能力可以帮助突防等等。但总体来看，中国曾在历史上依靠精干的核力量维持了核威慑能力，那么未来到底需不需要发展类型众多的核武器平台，以及这些平台的研发、运行、维护、保障等的长期经济可承受性等是值得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认真思考的。俄罗斯正在研发的一些标新立异的核武器装备，比如核动力巡航导弹，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发生了严重事故，给当地环境和民众健康带来了新的威胁。中国也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讨论，避免冗余且有较高危险度的核武器项目过度挤占其它国计民生领域的发展资源。
总而言之，出于维护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不能回避在反导领域开展对话的必要性。中国可以通过这种对话推动美国更认真地回应中国对其反导政策的关切，并通过这一过程为中国争取重要的安全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也应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的三个主要疑虑。双方就彼此关切进行深入沟通的过程本身就能起到加深理解、澄清意图和缩小分歧的作用，为在战略安全领域逐步建立互信起到积极作用。在中美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双方通过这些积极举措维护战略稳定、防止竞争失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中国也可以通过与美国在反导问题上开展对话，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积极态度，降低外界对中国核武器发展政策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