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笔记》

谁需要“G-2”？“战略和经济对话”生正逢时月27日，美中高级政府官员齐聚华盛顿，启动首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也称作S&ED。该对话即前布什政府“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延续。

当今世界最强大两国的政府高官正襟危坐，当面讨论当前最紧迫的全球问题，使得此次会谈的意义远非新壶装旧酒，而是检验奥巴马政府能否团结一致，展现其协力改善和拓展美中关系的严肃态度。

SED源起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2006年的动议。先于当前对“G2”的呼声，SED反映出保尔森的观点，即除了西藏和台湾问题之外，中国主要从经济角度审视战略问题。

SED提供了一个专一、全面和高层次的平台，美国和中国可以从相近的（经济）有利视角，就多哈贸易谈判、伊朗、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性质迥异的问题展开讨论。多个政府部门首长齐聚一堂，各说各话，从而使两国政府都得以管窥对方决策机制的几乎各个方面。

奥巴马政府承接SED先例，并做出多项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SED由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副总理王歧山领率，而S&ED则增加了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各自代表团的并列领导人。

这一改变似乎是奥巴马政府妥协的产物。在由谁牵头处理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问题上，避免在克林顿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之间二选一。

结果，对话不再仅是从经济角度审视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现在正式与“经济”问题分家，对话一分为二，由两套不同的人马展开各自讨论。

这种划分有动摇原有模式基本立足点的风险，即与中国打交道时，经济问题具有内在的战略性。这种划分还将复杂的和政治性的国内协调夹杂到本已棘手的国际问题之中。现在有四位政府首脑就经济问题发表言论，而不再是以前的两位，信息前后矛盾和引发误解的风险显著放大。

为使首轮S&ED会谈的成果最大化，我们建议：
1. 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克林顿应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的副手和内阁同事也应如此。美国需要确保每一个发言人都发出一致的声音。与中国打交道，经济、外交政策和其它问题往往搅在一起。美国代表团的高级成员中不能出现不和谐。此外，参与S&ED的美国内阁各部应考虑如何让自己的行动议程促进更大范围对话的成功。

2. 为对话选好政府官员。双方应当选择内阁级的官员和其它关键人物到会，并做好迎接各自对谈伙伴的准备。美国与会团队应了解中方的政府官员及其职能，并从首轮对话开始着意培养良好的双边关系。例如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双方应当保证各自的首席气候变化官员与会并积极参与对话，而不必顾及他们是否来自相同的机构或政府部门。

3. 善于倾听。美方很多人感到很难听懂中方的官方阐述。然而，其中含有中国希望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代表团必须仔细倾听并确保完全领会中方的发言。他们应当提出问题，充分交流接触，而非偷偷摸摸地在卫生间密会或打电话。

S&ED对话期间的不协调、不统一或其它错误不会令美中关系停滞不前。SED根基深厚，美中还可以在很多其它对话场合或平台见面，讨论重要议题。但是，如果这一和谐的会晤受到破坏，无疑将对有效处理美中关系的努力造成挫折。

今后某个时候，或许有人致力于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并将其称为“G2”。在此期间，紧密协调、运转高效的S&ED或许正是推动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最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