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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军售：中国的回应上周五，新的对台军售批准的消息传来，北京对此的官方反应里有些新迹象。但是，美国媒体再次夸张诠释了中国回应动作里所包含的信息。到目前为止，中国基本上试图按原先固有的处理方式来正式抗议，只是略为直白的表述出了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个对台军售以及随后双方的回应较之先前有些不同，因为它已经在两国公开辩论中孕育了这么久。外界已经要求奥巴马政府批准军售长达六个月，而中方官员和评论家们也提前用不同方式给出过警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许多评论员都发表了见解，倡议北京如何最好地应对军售消息的正式公布。

中国的强硬派刊物和一些网民都在推动中国政府采取比以往更严厉的态度来应对。他们列举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权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等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应该“站起来”，与美国“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与中国形势相反，美国眼下被套在“1，2，2”危机中，因此更容易受中国左右。“1” 指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第一个“2”，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是第二个“2。”

上周美国消息传来之前，中国的外交官们就已经在为如何适当回应做准备了。他们面临着几个方面的权衡：如何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舆论压力；同时，如何继续推动那些对北京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与华盛顿更广泛的合作议程。

最后，外交部基本上重复了与2008年10月相同的口头抗议，当时布什总统批准了一项规模稍大的军售。声明在 “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一句上新添了“严重”这一修饰词。它在某种程度上用更感情化的语言表达了对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不满。

而在行动性的实质反应方面, 这一次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取消了“所有预定的”军事交流，而不是全部的军事交流，在另一篇评论中意指“部分”中美军事交流。相比2008年暂停所有军事交流，这次涉及面较小。

这背后的理由尚未完全明晰。但一名高级将领发出的“清算”这一呼吁可能对此决定有一定影响——“清算”是个很重的词，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很少使用了。同样的呼吁指出，中国应该保留对其有用的军事交流，并取消那些对美国有价值的军事交流。

使得北京反应谨慎的另一因素可能是，从过去取消所有军事交流的经验教训中，北京认识到他们将有可能因此失去交流的主动权。重启双边军事交流的成本比想象中要大。而部分取消军事交流则让北京更有主导权，可以视情况而定展开或拒绝交流。

中国威胁采取的第二个实质性行动回应是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这种官方说法是闻所未闻的，但这一做法倒并不新鲜。波音公司只销售12枚标准导弹，却已经在之前的对台军售中被判到受罚席，因为中国拒绝相信波音公司的辩护，说他们只是出售武器给国防部，然后是国防部转售到台湾。为台湾生产UH-60“黑鹰”直升机的联合技术公司在中国拥有“奥的斯电梯”等其他巨大业务，这次可能也会受到同样制裁。

此次军售涉及的其他公司也在中国有过业务，主要在空中交通管制和雷达领域。这些公司在周五消息传来之前在中国的销售前景已然暗淡。应该指出的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美国公司——不管是否参与对台军售——获得中国合同的机会都会受损。

北京还宣布取消参加即将召开的副部长级的战略安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会议。这在预料之中。美国不久就会有机会更早试探到北京的总体立场。美国和联合国官员要求中国尽早呼吁六方会谈。中国曾要求美国先提前召开双边会谈摸底，这次双边会谈已于12月举行。

北京对伊朗的态度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尽管没有政府官员会承认这点，但似乎奥巴马政府内部促成了对台军售，原本他们希望推迟公布这一消息，以促使北京在二月份法国主持的安理会上最终决定支持对伊朗更强硬的制裁。然而，在1月17日纽约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谈上，中国已经表态不会合作。中国派了一位联合国特派团成员而非外交部长参加这次会议。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显然明白即使推迟公布对台军售，也不会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结果，而且在安理会投票后公布军售有可能会让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之间产生无益的联系。华盛顿当然更愿意分开处理这两个议题。所以，这一消息于1月29日，星期五公布。

让人不解的是，对台军售消息一公布，美国媒体对此轻率的报道让人回想起同样误导的关于去年11月奥巴马中国之行的报道。这次《华盛顿邮报》宣称发现了中国在与一个实力削弱的美国打交道时有了新的“必胜的态度”。《纽约时报》形容奥巴马试图向中国表明他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软弱。

尽管这两则言论反映的舆论热点已在中国民间出现，并且影响到了官方言论，但是媒体还是过分诠释了对台军售的实际后果。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官方反应似乎并未超出他们先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的限度。这次语气上虽然稍进一层，而且因为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而有可能还会升级，但是总体上，中国的实际应对方案还是温和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