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新共和》电子版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阿尔•戈尔曾以开阔的视野阐述过美国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所担当的领导角色。在当年10月份举行的竞选辩论中，他断言“世界（各国）正走到一起来，”他说，“它们正在关注着我们。”相反，乔治W. 布什则支持狭隘的民族主义——除了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之外。2000年1月，他曾声言：“我们不应该派出军队，去那些不在我们的战略利益范围之内的国家制止种族清洗和屠杀行为。”

5 年后的今天，布什正在大力鼓吹：美国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的重任；然而，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一部分外交领域的精英人物，却开始重新认同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布什所提出的主张。2005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范围的民意调查，并于上周公布了这一颇具刺激性的调查结果。

由于受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失败的影响，美国公众开始厌倦美国对他国事务的卷入。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和新保守主义者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都愈来愈持否定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流行的观点以及90年代许多美国人信奉的全球观相类似。简言之，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这种态度的转变，将有可能影响到 2006年和2008年的选举；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对未来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产生影响。
为了解析上述调查结果，需要区分以下四种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观点：

首先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创立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它强调美国通过联盟和国际组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民主政治，支持自由贸易和相对开放的边境。

作为一种独特的外交政策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持相同的目标，包括推动全球的民主政治、铲除对贸易和移民设置的障碍；但是，它旨在通过单边的方式或特定的联盟来实现其目标，谋求在美国的霸权之下建立一个单极的民主世界。

新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孤立主义（Business isolationism），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曾经得到共和党和乔治W.布什的支持。商业孤立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是什么样的，以及各国之间如何以武力相向，一律不感兴趣——除非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然而，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经济领域却是个例外。商业孤立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边境，对原材料和石油的获取感到忧虑。

民粹主义的孤立主义（Populist isolationism）也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它在近阶段的发言人是罗斯•佩罗和帕特•布坎南。民粹主义的孤立主义蔑视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做法，也不关心别国的事务——除非美国直接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胁。但是，与商业孤立主义不同的是，它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政策。

在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孤立主义同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和社会大众中流行。从1940年到冷战结束，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得到了精英分子和很大程度上的大众的支持。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四种观点开始相互抵触。“9•11”事件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得以复苏，但是，正如皮尤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孤立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特别是在美国大众之中。

自 1964年以来，首先是盖洛普民意测验，而后是皮尤民意测验，都一直在向美国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国际上是否应该只关心自己的生意，而让其他国家尽其所能地独立生存和发展” 。对此问题的肯定的回答，清楚地暗示着孤立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忧虑和敌视。例如，1964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只有18%的美国人对此问题持肯定的答复，另有70%的美国人持否定的态度。此后不久，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开始上升；到1995年6月，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和党在美国国会的势力的增长，认同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已上升到了41%。

2001 年9月，由于美国人了解到自己的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艰难的时刻，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0%。美国人再次认为自己肩负着全球责任。但是，根据最近的皮尤民意测验的结果，这个比例又上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42%。这代表着一个急剧的转变。而且，根据皮尤民意测验的相关数字，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去年，因为美国人已经开始从伊拉克战争中彻底醒悟。

正如可能预见的那样，美国公众对国际机构越来越怀有敌意了。自2002年以来，相信美国“应该与联合国充分合作”的美国人的比例已经从67%下降到了 54%；而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无论其他国家同意与否”的人数比例则从25%上升到了32%。但是，美国公众在越来越赞同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的同时，并不希望运用美国的力量去推动和实现自由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的目标。2001年9月，29%的美国人认为：“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政治 ”应该是“当务之急”；而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4%。

皮尤研究中心还对新闻媒体、外交政策和国防部门、州和地方政府、大学、教会、智库和军界的520位意见领袖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大多数访谈对象支持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提出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法；支持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之一”而非“唯一的世界领袖”的精英与持相反观点的精英之比大约是8:1。但是，在美国民众从伊拉克战争的灾难中觉醒之后，对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现行目标的支持比率均有所下降。例如，在2001年，44%的外交政策专家认为“ 在其他国家推行民主政治”应该是（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然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跌至18%。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布什对伊拉克内政的干涉，暂时给“民主政治的推行”带来了恶名。但是，它可能也反映出美国历史上的（外交）目标已发生了转变。

精英分子与美国大众间最明显的不同表现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根据皮尤民意测验，大约80%的精英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只有44% 的公众这样认为。只有12%的外交政策专家会把“减少非法移民”列为“头等大事”，而持此观点的公众的比例却从1997年9月的42%上升到了目前的 51%。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美国公众希望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些数字确实显示出，美国公众已经开始留意自由贸易和移民所带来的好处了。这一点，加之美国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国际联盟和海外干涉行动的反对态度，共同揭示出佩罗主张的民粹主义的孤立主义正在重新抬头——它可能赢得30%至40%的公众的支持。

美国在海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这一事实已昭然若揭，上述观点和民意将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反映。从日益上升的孤立主义所揭示的公众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觉醒来看，这对大选中的民主党将是有利的——在历次总统选举中，每当就美国国内问题展开交锋时，民主党往往表现得更好。1992年，比尔•克林顿之所以能击败乔治 H. W. 布什，部分原因是他暗示布什过于关注美国在海外发挥的作用。当然，共和党候选人可以努力批判布什所奉行的以在全球打造民主政治为当务之急的外交政策，但这样一来，可能只会造成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及其根基的损坏。

在美国公众看来，最有可能与上述这些发展趋势步调相左的总统候选人是约翰•麦凯恩，因为他支持美国政府向伊拉克派兵，并慷慨大度地对非法移民予以特赦。皮尤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0%的美国公众支持政府向伊拉克派遣军队；而56% 的公众则支持从伊拉克撤军。因此，麦凯恩将不得不希望总统大选开始时，美国已摆脱了伊拉克的困境，选民们会像他们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那样，关注候选人的品质和领导能力，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政策。而一些像约瑟夫•拜登一样已经跻身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的民主党人，可能同样会发现政治气候不善。

孤立主义者情绪的上升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投下阴霾。克林顿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不仅遭遇了自身在外交方面缺乏经验这一困境，而且遭遇了对卷入国际事务不以为然的公众和共和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国会。1995年，当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抱怨世界领袖的位子是个“空缺”时，美国选民支持美国只关注本国事务的呼声正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布什在他就任总统后的最初9个月内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也部分地归因于公众的态度。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面临类似的考验——在这个过去10年来变得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