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与日本类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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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Carnegie China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与日本类似的困境

最近，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却有着一项共识，即中国需要增加国内消费的比重以扭转其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唯一的问题是，究竟该怎么做来达到这种效果。本文认为，北京的领导人可以将对岸的日本经验作为教科书来研究，以确定在转变期间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

由迈克尔• 佩蒂斯

发布于 2010年11月29日

源文件: 《华尔街日报》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与日本类似的困境最近，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却有着一项共识，即中国需要增加国内消费的比重以扭转其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唯一的问题是，究竟该怎么做来达到这种效果。北京担心，如果这种转变过快，则很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中断和政治动荡。

但是，中国也不是第一个尝试进行此类转变的国家——无论其是否出于自愿。北京的领导人可以将对岸的日本经验作为教科书来研究，以确定在转变期间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

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成为世界出口大国，在此之前其采取的策略和中国当前正在做的十分相似：政策制定者们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和存款利率水平来抑制家庭消费。同时，他们通过向制造业提供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补贴措施来刺激投资，这些措施包含着社会信贷风险。

这种策略的一个结果就是家庭收入通过较低的存款利率和允许贷款人以较低贷款利率进行偿还的方式作为补贴而供应给制造业。当日本仍然处于扩张阶段时，即中国今天所处的阶段，由人为控制的低贷款利率所造成隐形债务免除意味着未来还款的当前价值已经被人为地缩减到小于贷款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于具有较低现值甚至是负值的项目，贷款也是有利可图的。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如果现状继续，则可能出现的结果和日本当时很相似：巨大的贸易顺差无法得到消化，同时存在大量方向错误的投资。这种模式也使得经济增长的收益被投向了错误的领域。在日本经济奇迹的最后二十年中，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整体GDP的增长速度。

这些与日本相似的地方可能会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不安。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日本的经验教训来成功地增加国内消费比重以完成这种转变。

首先是债务的问题。造成日本债台高筑——接近其GPD总量的200%——的原因在于其希望尽可能减少动荡而实现增加国内消费比重的目的。东京使用政府收入来替那些在早期工业政策中积累了大量不良债权的银行清偿债务。同时，政府还通过向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但是，上述两种开销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在经过层层过滤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钱流到了消费者这一层。

同时，巨额债务使其陷入了自身政策的困境之中。尤其是因为大量贷款原来是由日本国内的储蓄者承担的，拥有相同存款利率的家庭收入不得不供应给出口企业，现在这些都转由政府提供。这至少说明日本的债务有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沉重——如果利率只是他们应有数额的一半，例如，企业在隐形债务免除之后所实际承担的债务只有名义债务的一半，大约为GDP的100%。这仍然很高，但却是可控的。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真实利率确实较高，但是名义利率则接近于零，所以，只要日本能够使得本金不断流动而增值，那么，它就可以无视实际的债务负担。

问题是，债务负担只有在利率保持较低的情况下是可控的。如果利率升高到接近于代表资本运行的真实成本时，日本的实际债务负担水平就会迅速升高到其名义水平。但是，以家庭收入的消耗为代价而认为压低利率的做法只会减慢其增加国内消费比重的努力，而这正是日本所迫切需要的。实际上，东京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在加快导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解决现存债务之间做出选择。

北京需要学习的一课就是如何避免陷入同样的困境。在政府负债比例仅为20%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算上地方政府借贷及其他可能债务的话，则总比例可能超过60%。而这仅仅是在进行国内消费比重转变之前的比例。中国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出现日本通过无法持续的政府开支来抵消结构重建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情况。

对于那些希望避免出现任何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北京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在不增加政府援助规模的情况下重建平衡并维持社会稳定似乎有些不可靠。但是，至少日本在这里为中国提供了一线希望：平衡的重建并不一定会出现想象中那么严重的社会动荡。

20年来，最使分析家们感到困惑的就是日本社会究竟是如何泰然自若地接受了1990年之后的经济崩盘。答案就是，平衡的重建正在进行，尽管速度有限。

人均GDP的增长停滞不前。但是人均消费显示的内容则完全不同。根据通货紧缩和人口减少而做出调整，1990年后真正的人均家庭消费的增速比1990年之前仅有略微增长。日本GDP增长的崩溃没有伴随着日本消费增长的崩溃，正是由于平衡的重建，无论多么痛苦，至少一部分财富从国家和企业的手中回到了家庭部分。

社会财富的转移、作为应对通货紧缩而出现的较高真实汇率以及强势的货币帮助将财富从政府、出口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手中转移到了日本家庭。换言之，经济增速放缓的绝大部分消极影响，是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的。

日本的这些经验教训应使中国明白无需惧怕重建平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要政策制定者们能在此过程中做出正确决策。关键是要允许这种转变发生，而不是因为惧怕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竭力去阻止。

关于作者

迈克尔• 佩蒂斯

卡内基中国非驻会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是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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