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官

中国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举措做出了回应，它在当地海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旨在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中国的行动恰如其分地描绘为“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reactive assertiveness)，即“中国利用其它国家在争议地区明显的挑衅性行为，采取强硬的对策，使现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

中国意在通过在争议海域增加日本“固执己见”的成本，迫使日本承认争端的存在，并同意谈判。然而，这种“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对自身的风险与利弊得失估计有所不足。

中国采取这种方式存在合理的考虑。第一，如果政府不作为，很难平息国内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只要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不 受到威胁，它就没有理由愿意承认争端的存在，更不会愿意进行谈判。因此，除非中国在实际控制权上争得主动，否则将这个问题拿上谈判桌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第三，日本最初的挑衅可能激怒了中国，但这一挑衅却提供给中国一个契机，让中国能够在继续占据道德高地的同时，实施报复、挑战日本实际控制权。第四，中日 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利益似乎强大到足以遏制潜在的武装冲突。尽管《日美安保条约》的义务要求美国在钓鱼岛受到攻击时采取行动，但这些无人居住 的小岛本身对美国的利益可谓微不足道，因此美国会极力遏制武力冲突的发生。最后，强硬反应可以有效地向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其他国家（例如在南中国海的领 土争端）表明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维护自身立场的决心。  

然而，我们通过逻辑推理也可以得出有力的对立观点。首先，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极高。中日双方的舰船每天在争议海域频繁出现。一名士兵的一个狂躁举动或是海上指挥官的一个误判都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局势升级。

其次，尽管中国和日本均存在主张和平的力量，两国也都存在军事冲突的受益者。毫无疑问，任何敌对状态都会对安倍晋三及其右翼集团有利，尤其是他们正极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议程。

根据5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报》(Nihon Keizai Shimbun)以及东京电视台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只有28%的受访者反对修宪——在连续八年的民意测验中，反对修宪的人数比例在最近达到了历史最低。然 而，在支持修宪的56%的受访者中，只有30%支持修订日本宪法的第九条；这一条宣布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国家主权。

可见，尽管相当多的日本人支持修订宪法，但愿意放弃宪法中和平保障条款的人要少得多。如果中国忽视这一细节、夸大日本军国主义趋势，并由此作出的“后发制 人的强硬”反应，则很有可能会疏远日本公众中最不可能把中国视为敌人的那部分人。在海洋上的任何冲突都有可能使日本的公共舆论发生逆转，促使它支持修宪， 从而对东亚的安全格局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

第三，尽管美国在钓鱼岛本身的利益微不足道，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日本遭受攻击，美国将被迫站在日本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必须履行安保条约的义务，而且因为美国要维护美日同盟。美日同盟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巨大的。

第四，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尽管只是对对方挑衅的一种被动式回应，但其“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中国不断崛起的国力正在使其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 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中国倾斜——不管中国和这些国家愿不愿意，这已成为亚洲的新现实。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对崛起的中国的意图感到不确定，是很自然的事 情，但这也为“恐华心理”提供了土壤。如何消除这种不确定感，就要看中国的行动，因此中国在如何回应其他国家的挑衅上，就面临着维护主权领土但又不显着逞 强好斗的两难境地。一味强硬、甚至怀抱着“杀鸡儆猴”的心理，其实是对亚洲力量对比不平衡状态缺乏敏感的表现。

“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存在其逻辑，但推理不完全。这一政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两大前提：一、如果发生海上冲突，局势升级可以得到有效遏止；二、中国没有其 他更好的选择。在无法明确这两个前提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任何强硬行动都存在冒险的因素。本文的主张并不是反对“后发制人的强硬”，而是希望在澄清利弊得失 后，决策者可以慎度是否值得因为有一线希望可促使日本对争议岛屿进行谈判而甘冒武装冲突的风险。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