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时报》评论版上，曾提到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可能性这一话题，该话题得到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回应，回应者中包括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姚云竹少将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M. Taylor Fravel)，他们二位都认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其有关核武器的信条。

我对这种争鸣深表欢迎。在一开始我就强调说，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任何背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改变，在美国及其盟国看来都是在挑衅，不管这种看法是对的也好，是错的也罢。因此，我希望中国实实在在地奉行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然而，我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这一承诺，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几个原因限于篇幅，我未能在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加以详述。

这一争论因中国新出版的国防白皮书而起。在这份白皮书中并未明确提及中国长期奉行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姚云竹、傅泰林以及其他一些人强调，在白皮书中明确论述了核武器的唯一使命，这一论述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无二致。对于这一点，在我最初的评论文章中我是认可的。然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会涉及到放弃其他使命的问题，这正是在新的白皮书中所未提及的。

中国官员也强调指出，与之前的白皮书相比，新版本在总体安排上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对此中国官员以“专题”而非“全面”对其加以描述。此外，白皮书的标题也与以往有别，是“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而非以往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内容组织也不一样（例如军控与裁军部分被删除了）。有人认为，这种新的整体安排与其说是改变了之前奉行的信条，还不如说是解释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承诺未能在这份白皮书中出现的原因。

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为何白皮书中关于中国武装力量肩负的使命的内容可能无所不包，却唯独不肯留出一块显眼的位置来重复一下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呢？事实上，在以往白皮书的“国防政策”部分中国已经重申了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而非仅仅在“军控与裁军”部分提及这一承诺。以2008年版的国防白皮书为例，该书在论述第二炮兵部队的使命时，所采用的措辞术语与最新版的白皮书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2008年版的条文里包括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很难理解，为何在2008年版白皮书里谈到第二炮兵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时，提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顺理成章的，而在2013年版白皮书里谈及相似内容时却不方便提及这一承诺了呢？除非说中国正在对这一承诺进行重新考虑才解释得通。

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数据点。今天，在日内瓦举行了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筹备会议，中国的陈述确曾提到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在措词上明显弱于往年。中国大使的原话是“中国已经奉行了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此所选择的字眼是“已经奉行了”而不是“始终奉行”，至于该项政策是否依然有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最近两次的审议会议上，中国所采用的措辞如出一辙（2012年和2010年）。然而，中国在这些场合都曾呼吁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缔结一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多边条约，但在今年中国却不这么做了。此外，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回追溯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发现，当中国需要在此类会议上重申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时，其措辞是毫不含糊的。例如，在2008年时中国代表表示“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2007年时的措辞与此类似[编者按：参见下方伊恩•约翰斯顿的评论以获取有用的翻译注释]。

不过在最终分析中，重要的是不要受这一细节的困扰，而应该专注于大局。只要中国拥有核武器，那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承诺就会居于中国核战略思想的中心地位。自196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以来，在几乎每一份与核武器有关的文件、每一篇与核武器有关的发言中，中国都会反复重申这一承诺。因此，为何在去年十二月习近平对第二炮兵部队发表的讲话以及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中略去这一承诺，我们需要对此加以注意。实际上，虽然姚云竹表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仍然有效，但她也对此补充说：“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的猜测，也不是凭空臆断的”。

如此一来，在姚云竹、傅泰林和我之间就有了一致之处。虽然在有关习近平讲话和新版国防白皮书的问题上我们或许存在着分歧，但我们一致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就核威慑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接触是有必要的。实事求是地说，若要使这一争论得到彻底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编者按：这篇文章经过编辑，对错误之处进行了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