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川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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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etty
中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天生冤家
美国式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又都在一些具体方面存在不足。两国迥异的资本主义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包括减少不平等、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作用和促进创新。最终,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加强法治都能确保合法性和提高效率。两国分别以怎样的技巧完成各自任务将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繁荣——面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增加谈判,避免争斗。
据一些地缘战略学家和经济学家称,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介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与政府平衡模式之间。不妨把这场有关资本主义的辩论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对“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源自这样的信念:人人拥有致富的平等机会,即使结果可能是不平等的。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下,政府领导的资本主义具有合法性,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能提供更加公平的结果和机会,尽管现实可能远非如此。
美国式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又都在某些具体方面存在不足。美国式资本主义带来了卓越的创新,但它将个人权利置于首位,这使得美国无法汇聚集体的力量满足长期需求。相比之下,中国掌握了打造集体解决方案的诀窍,这增进了数百万人的福祉,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忽视个人权利。
共同的挑战
美国的体制在理论上似乎更可取,但中国的体制在实践上看起来为下一个十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中国正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能源效率领域,以提高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被认为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了消费、不必要的社会服务和国防中,从而牺牲了未来的需求。
不论两国在体制上存在多大的区别,中美两国迥异的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惊人的相似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从减少不平等,到促进创新。
1. 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美国式资本主义在遏止不平等方面并不比中国式资本主义更成功。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基尼系数都在0.45左右,尽管影响因素各不相同。
中国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主导地位通过与共产党的联系加剧了收入差距,鼓励了腐败。而西方权贵资本主义和美元政治的危害性亦不逊于中国的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两种资本主义都更青睐人脉广泛的局内人,而不是富于企业家精神的局外人。
在这两个经济体中,全球化都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那些拥有国际性紧俏技能的人才 的收益增加了,相比之下,只拥有一般技能的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难以获得发展。在美国,这对中产阶级工人来说是个坏消息;而在中国,这拉大了沿海贸易发达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工资差距。
在这两国,通过监管和财政政策手段来缩小这种差距的努力存在着制约创新的风险。然而,美国经济不能逃避加大投资来提高工人生产率的需要。而中国,随着工资的快速增加,必须向价值链上端移动,并摆脱那些依赖廉价劳力维持增长的经济活动。
2. 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国家提供的服务也无法保证拥有充分的监管体制。中国政府在运营高速铁路时未遵循严格的标准即表明将监管和运营责任分开至关重要,即便是国家提供的服务也是如此。而美国鼓励私人提供公用服务的模式,在垄断力量出现后,很容易会造成服务价格上涨和服务质量下降。
监管缺陷
薄弱的监管体制对两种体制下的金融部门都造成最大威胁。企业兼并只会加剧美国的产业集中度,以及出现大而不倒公司的风险。而中国由政府领导银行业的方法也存在其问题,包括造成了准财政赤字和那些助长投机性房地产泡沫以及高风险影子贷款(shadow lending)的贷款做法。
3. 重新塑造两国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作用:两国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支持创新和提供公共服务,以缩小差距。世界各国都增加了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这表明政府正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也使人们担心西方国家能否承受得起。与此同时,中国的预算在其经济中的作用惊人地有限,因为在这里,政府控制着大部分资源,并仍然负责提供众多服务。结果是,中国过度依赖银行资助这些本应通过公共融资的活动,而又无法支持急需的社会与环境服务。
4. 促进创新:在传统意义上,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促进创新的更有效手段。但美国已经丧失了活力,因为政府并未发挥足够的支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复杂精细,它需要发展更广泛产业,而政府却被认为相对无力启动这样的举措。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能在国内占据首要地位,但它们还无力与世界一流公司抗衡。如果它们在国内拥有很高的收益,自然不会感到太高创新或冒险的压力。在国外,国有企业的经理可能会因为低估了财务成本与政府看似拥有无限资源而进行无用的投资。
最终,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过分依赖其中任何一只手都会使少数人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和欺骗社会,从而使这些人获得过多收益。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它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并鼓励个人以普遍认可的方式追求个人满足。尽管美国的政治体制拥有中国体制所欠缺的固有合法性,但如果其主要参与者持续分化的话,它也算不上一个模式。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已经失信于民,因为人们越来越认为它过度影响了公民生活。
在这两种体制下,加强法治都能确保合法性和提高效率。中国需要实施能够更有效制约政府行为的法治,而美国必须改善其监管市场作用的法治。两国分别以怎样的技巧完成各自任务将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繁荣——面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增加谈判,避免争斗。
本文最初由《彭博社》(Bloomberg)发表。
关于作者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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