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政策

6月7日和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讨论“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自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以来，此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时机来的恰到好处。

北京和华盛顿似乎都认为，缺乏信任是两国关系交恶的原因所在。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竞选期间提出：“中美双方仍然需要做大量重要工作，才能营造出长期合作所需的互信氛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6月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期间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两国之间更密切的联系离不开“相互信任”。

值得欣慰的是，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这项任务可能并不至于令人望而却步。纵观人类历史，互不信任的大国进行战略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憎恶斯大林，但二战期间英国仍与苏联在对抗纳粹德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不信任对方，但1972年中美两国仍然开展了战略合作。美苏两国的军事对抗持续几十年之久，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仍于1988年同意削减各自核武库，此举也预示了冷战的结束。江泽民和乔治•布什在2001年4月中美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发生相撞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便合作开展反恐斗争。事实上，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中美之间开始互不信任。自此以后，两国关系一直起起伏伏，在合作和恶化之间摇摆不定。政治学家大卫•兰普顿将这一现象形容为“同床异梦”，形象概括了中美这样两个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国，但各自的愿望却有着天壤之别。

不是出于互信的国家合作，只要存在共同利益，也会使合作可靠和高效。中美两国应当努力确定这些激励机制和共同利益，重点发展积极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或加强互惠互利，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另一方面，开展预防性合作，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如预防中国南海撞机事件进一步升温。

中美应当扩大军事合作，携手制定国际规范，为网络安全、太空非军事化、海上安全提供指导，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日本的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搜索和救援任务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的军事合作也可促进建立各级军事关系。这种类型的合作将有助于预防因沟通不畅造成的冲突，构建相互信任的基石。

预防性合作与积极性合作有所不同——前者基于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20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与华盛顿达成共识不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这一举措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未来几年，两国有可能在更多的领域发生摩擦，但只要两国尽力减少在军事领域和能源、金融、中东反恐、打击索马里海域海盗乃至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新出现的冲突问题，就能巧妙地把握竞争关系。

鼓励中美两国优先考虑预防性合作，并不意味着它们应该放弃建立互信的努力。然而，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并不一定需要建立互信也可以稳定保持战略关系。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中美在未来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两国没有学会如何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从而致使小矛盾酿成更大的事端。

为使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采取“和平竞争”原则。这种想法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当时即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一如既往地根深蒂固，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还是缓解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紧张局势。我们要从美苏在冷战期间处理战略竞争关系的历史中学习积极经验，防止中美陷入新一轮的冷战中。北京似乎也认同这一点：2011年10月，当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时，习近平向他提出建议，中美两国应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 “良性竞争”。

据我所知，华盛顿并不反对这种想法。美国官员有充分的理由持双手赞成。中美两国应同意良性竞争，至少同意和平竞争。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理念，则要求双方将另一方明确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关键是清楚说明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与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美国旨在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而中国意在恢复其历史上的领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两国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相互信任是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中国和美国既不是盟友，也不能期待另一方总是积极响应其利益需求。每一方都应学会如何从容应对另一方的不利政策。不太友好但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比虚伪的“友谊关系”更对双方有益。

本初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