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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etty

媒体报道
Carnegie China

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

面对邻国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国的外交重点,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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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学通 阎
发布于 2015年1月13日

源文件: 环球时报

自2006年以来,官方、媒体和学界讲到中国外交时,普遍使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说法,以此描述中国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然而,从语义上讲,人们实际上无法判断“关键”和“首要”哪个更重要。从语序上讲,由于将“周边是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后,因此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当前在中国崛起加速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应以邻国为重?还是以美国为重?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继续模糊的问题。

大国崛起需要周边国家支持

是以“大国”为重还是“周边”为重的认识分歧,源于美国不是中国邻国的地缘因素。如果美国也是中国的邻国,就可顺理成章地写成“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这样“周边”就包括了美国,在周边国家中以大国为关键,于是“周边”和“大国”的排序就合理了。然而,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邻国,却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因此,一派认为,只要搞好中美关系,减少美国的阻力,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崛起了,因此应以美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派则认为,没有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实现不了崛起,因此应将周边作为外交工作的第一重点。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崛起的性质的角度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大国”与“周边”何者更为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家从先成为地区强国,尔后再成为全球性强国的过程。这个必然过程促使美国在17世纪采取了“门罗主义”,将其外交重点仅限于美洲;也促使苏联在二战后将其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先后建立“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这个必然过程也决定了中国要实现崛起,就必须将周边作为外交的首要重点。

睦邻友好是二战后国家唯一合法崛起战略。“睦邻友好”和“远交近攻”是两个使用了几千年的崛起战略。联合国成立后,领土主权不得侵犯成为国际规范,这使得远交近攻的兼并战略不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美苏争霸时期不再效仿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战略,而是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的战略。同理,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战略也只能选择睦邻友好,因此中国2013年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

一国崛起的性质是赶超世界最强国,最强国只能是崛起国的障碍而不可能成为其支持者,中美之间由此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奥巴马说美国绝不做世界第二并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防范中国崛起,体现的就是这个原理。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对美政策目标只有减少美国阻力的单一选项,而不可能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目标,则有减少阻力和争取支持的两重性。面对中国强于自己的现实,周边国家需要在借助和阻碍中国崛起的两个策略中进行选择。这使中国有可能获得那些希望借助中国崛起的邻国支持。例如,面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现实,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泰国都采取了提升对华友好关系的政策。对中国崛起而言,争取众多周边国家的支持比降低美国一国的防范力度更为重要。

以邻国为重可避免过度拓展

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未达到全球性水平,故此我国的外交重点不宜超越周边。综合国力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种实力要素构成。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是全球性的,但其他三项实力尚未达到全球性水平。大国拓展速度超越其实力基础,是大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很多学者将美国的相对衰落归咎于其在中东的过度扩张。世界主导国因过度扩张会衰败,崛起大国控制不好自身利益的拓展速度则会夭折。而以邻国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则有助于防范出现欲速而不达的危险。

“大周边”的概念易使外交失去重点。“大周边”是一种平衡“大国”和“周边”两者重要性的说法。中国的“大周边”可以东到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南美的太平洋国家,西到中东的地中海,南到澳大利亚,北到俄罗斯的北极。如此广阔地域的“大周边”不仅模糊了“周边”的界限,而且有导致过度拓展的危险。

依据我国目前的实力地位,“周边”应限于东亚、俄罗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五个地区。我国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已有20多个,且包括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三个大国。如能将所有邻国转化成为我国崛起的支持者,这将使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不仅具有正面提升我国实力地位的作用,而且可从反向削弱美国的阻力,因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助其东亚盟友来实施。

“一带一路”工程须从邻国开始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工程,是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从中国向外延伸,因此无论其能延伸多远,都需要邻国的参与。我国与邻国的联通建不起来,邻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就失去了助力中国崛起的意义。鉴于互联互通工程只有从中国向外延伸才对我国崛起有意义,因此,地理上与我越接近的国家,对这一工程的战略意义就越大。

互联互通工程必须经过邻国,因此中国需要加大对这些邻国的外交工作,以保障工程的战略效益。政治上要保证双边关系的稳定,以防影响工程的实施及效益;安全上要加强合作,以防止反对势力的破坏;经济上要协调利益分配,以防止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为此,一带一路工程需要与邻国的经济规划对接。

要加强与邻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邻国与美国的冲突中进行选择的问题。当美国与我邻国发生战略冲突时,我国的立场也会直接影响我与邻国的关系。选择中立或支持美国的立场,都会对我与邻国的战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支持邻国则会影响中美关系。故此,如不明确以邻国为重的原则,我睦邻友好政策就缺乏政治保障,周边国家也会怀疑我国的战略取向。

通过中亚向西延伸的“一带”工程和连接东南亚的“一路”工程,两者的战略意义不同。前者是巩固我国崛起的战略后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潜力较小,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小,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相对较小。后者则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核心内容。东亚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取代欧洲的世界地位。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美国将防范中国崛起的重点置于东亚地区,包括了东南亚。因此,东南亚的“一路”工程对中国外交投入的需求远大于中亚地区。

面对邻国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国的外交重点,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

本位最初发表于《环球时报》。

关于作者

学通 阎

前管理委员会主席,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阎学通是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学通 阎
前管理委员会主席,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学通 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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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印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不采取机构立场;此处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其员工或受托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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