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为了准备第二任期，重组了内阁，并提名了新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尽管奥巴马第二任期内阁将有重要人事变动，并且中国刚刚进行了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但美国对亚洲的基本外交政策不会发生改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该努力克服一直困扰着他们的战略互疑。

仅仅四年之前，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战略家还提出了旨在倡导中美合作共赢的“两国集团”(G2)的概念。而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0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两国在《中美联合声明》中重申致力于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当时人们对中美合作的期待颇高。这种期待部分反映了当时一种强烈的观点：即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核扩散等共同威胁将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很多分析家都同意，中美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战略互疑给两国关系甚至给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自2009年年末以来，中美两国陷入疏离。两国越来越深陷于“行动——反应”(action-reaction)的循环之中，以至很多人对中美两国注定要发生“战略碰撞”忧心忡忡。

日益严重的战略互疑的背后是中美之间正在浮现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中国公众和精英都认为，奥巴马政府的“转向”或亚洲“再平衡”战略，如果不算是包围或遏制，也是几乎不加掩饰地约束或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许多美国官员和分析家则认为，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并不介意“展示肌肉”去“恫吓”其邻国，同时不懈追求其“狭隘”利益。

在中国，奥巴马政府的无数举措都被视为美国敌视中国的证据。这些举措包括：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部署海军陆战队；主张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权益；巩固与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与越南和印度的安全合作；改善与缅甸的双边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等。

未来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对中国崛起进行对冲。可以预见，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威慑态势，建立前沿部署，并巩固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和安全伙伴关系。然而，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几乎不可避免要受到削减，美国政府的行动和言论是否能保持一致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美国分析家对奥巴马政府的“转向”或亚洲“再平衡”战略—尤其是该战略的展开方式—提出了批评。现在，连美国政府官员也承认最初过分强调了该战略的军事和安全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再平衡”战略本身需要被“再平衡”。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很有可能重新调整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将其重点放在与亚太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人文交流上。

中国领导层换届的制度化确保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就在奥巴马成功连任时，中国的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了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于明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分别任命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他们二人身居要职已经多年，最高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在高层领导职位上历练过相当长的时间。可以预见，中国新的领导层将在重大的国内外政策议程上继续维持高度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和平发展。

放眼未来，中美关系正步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决定二十一世纪的亚太战略格局。中美两国不应让自己被相互敌视猜疑、无视其自身行动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错误知觉、以及根植于现实主义心态的宿命悲观情绪所吞没。相反，它们应该准确地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试通过高层领导间坦诚的探讨和交流来增进战略理解和互信。

为了缓和中美两国之间新出现的安全困境，中美两军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至关重要。最近中美两军关系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包括亚丁湾联合反海盗演习、联合救灾模拟演习、以及美国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等。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些军事交流与合作将逐步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从中长期来看，两国也需要通过真诚的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起有关全球事务的共同愿景。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地方之间的民间交流，这有助于扭转两国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的趋势。

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旨在解决国际关系史千百年来难题的理念和思想框架：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是否能够摆脱冲突的宿命。“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在美国受到欢迎。当然，要想使这一概念性框架转为现实还需要更多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考。

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勾画路线图。中美之间这样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将有助于超越安全困境和大国冲突的逻辑，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

王栋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