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邮报》

最近，我在伦敦参加了一个有关全球文明冲突和“失败国家”的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的有趣的著作。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一位著名的曾是解放运动领导人的非洲独裁者的儿子，一位南美游击组织的前领导人，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一位联合国官员，以及一位非政府人道组织的领导人。自然地，严谨的学术讨论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轮番谴责和声讨。

有趣的是，伊拉克战争远非大家谈论的主题，布什总统也几乎没有被谁提到，取而代之的是小组成员们对美国60年来的所作所为的悲愤控诉。他们尤其大谈中东和非洲的“殖民地遗产”和“新殖民主义”。即使那些殖民地曾是欧洲人统治的领地，他们也仍然坚持说，这段殖民历史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对美国产生怨恨的根源所在。与会者强烈批评冷战时期美国对一些邪恶政权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的做法为世界带来了贫穷和苦难，阻挠了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为石油公司和跨国企业提供了利益。当主持人将话题引向核武器和伊朗问题时，大家又谈论起了广岛和长崎。

说到“失败国家”和文明冲突，几位与会者认为，这些“失败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冲突都是由于美国的过错而造成的。非洲人坚持认为，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是被美国的军事干涉摧毁的，而不是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搞垮的；索马里沦为失败的国家也是美国的政策促就的。巴基斯坦人认为，90年代阿富汗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应该归咎于美国。前游击队领导人认定，一个世纪以来，西半球的大多数问题——如果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产物。

在这些指控中，有些指控比其他的更有道理，但即使主持人也逐渐被这种一概拒绝把责任归咎于饱受内战之苦的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态度激怒了。然而，小组成员们固执己见。当有人指出，在非洲部落和种族战争中作战的娃娃兵们很难说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时，那位非洲独裁者的儿子坚持说“是”。当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停止对美国的政策咬牙切齿，提出美国也许不该为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而受到指责时，那位独裁者的儿子争辩说美国应该为此受到批评，因为它没有对这场灾难进行干预。于是乎，美国对它造成的苦难和它没有解救的苦难都应该承担责任。

这场讨论是富有启示性的。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在全世界激起了人们对美国的敌意。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许多人提出了合理的批评意见。但是，值得牢记于心的是，这种对美国的愤怒情绪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伊拉克战争重新点燃了世人对美国抱有的无数宿怨和旧恨，这怨恨成百上千，每一个都发乎与目前的伊拉克战争毫无关系的某个时间或地点。它把持不同反美观点的人们凝聚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包括仍然对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策感到愤怒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非洲人，仍然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支持独裁者默哈默德• 齐亚• 哈克将军的做法耿耿于怀的巴基斯坦人，对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超级强国”发起责难的法国理论家，几十年如一日地与北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拉丁美洲前游击队，以及仍然对1948年发生的事感到气愤的阿拉伯激进主义分子。在几个月前在中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位温和的阿拉伯学者痛苦地抱怨美国的政策如何导致近几年来阿拉伯人的疏离。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前克林顿政府官员边听边频频点头。但是，当阿拉伯学者明确表示他所谓的“近几年”是指1967年以来时，他的头突然点不动了。

伊拉克战争重新燃起了反美情绪，就如同在冷战期间一样。但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情绪还从未如此高涨过。十年前无处倾诉我在这个研讨会上听到的种种观点的人们，如今却像明星一般受到了西方和全球媒体的热情接待。这些人一直都存在着，只是过去没有人听他们讲话。如今，他们占领了电视和广播媒体，其结果是，对全球敌视美国的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佩尤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

从上述现象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个启示是，一段时间后，当前的反美浪潮会逐渐退去，就像它过去曾经经历的那样。当然，聪明的美国外交可以有所帮助，就像它在伊拉克这类地方能取得成功一样。但是，另一个启示是，不要迷恋于这样一种幻想，即在2003年春天以前，美国一直为世人所爱；等到布什总统离任后，美国会重新为世人所爱。有些人似乎相信，如果重新推行杜鲁门、艾奇逊和肯尼迪的政策，美国就会在世界上大受欢迎。我也喜欢那些政策，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那些政策也在许多国家激起了上百万人的强烈憎恨，这些憎恨现在正在重新浮出水面。事实上，因为美国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世界强国，它总会招致各种批评，为它干过的事和没有干过的事受到指责。

谁都不应该抱着轻松的心态轻视世人目前对美国敌视态度。这种态度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它还会影响其他人与我们的合作。但是，也不要被由于我们强大而招致的怨恨所吓倒。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惹怒了世界上的其他人而不作为，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所作为。而且记住这点：即便那样，他们也同样会指责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