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尔街日报

中国即将于下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似乎表明中国正迈向财政悬崖。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一些管理不善的银行正在因为不负责任的地方举债和影子银行产品所产生的空前债务而举步维艰。制造业产能过剩意味着高投资率无法获得维持这些新债所需的回报。

但这些担忧存在着被夸大的可能。如果危机迫在眉睫，银行数据必然会显示出压力；然而，事实上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利丰厚，不断打破人们的期望值。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仍然排列在世界最有价值银行的前列。虽然上季度不良贷款新增21亿美元，但这个绝对数字仅占银行总资产的0.96％。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大都由国家控制，它即是借款人，又是债权人和监管部门，这些作用互相冲突，致使银行仍然没有参与到金融体系当中的竞争中来。四大国有银行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半壁江山，由地方政府管辖的城市和地方银行占据了其余份额的20％。在疲软的非银行中介、不发达的债券和股票市场及严格的资本管控之间，主要国有银行面临的吸收公众存款、开展企业信贷的竞争最小。

国有银行存款的主要竞争来自房地产投机和难以监管的理财产品借贷。这两种情况都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房地产投机将会引发房地产泡沫，而理财产品借贷会暗中招致新风险。面对基础设施投入和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需求压力，地方银行不得不增加资金投放量，从而导致影子银行泛滥成灾。

制约竞争的另一因素是政府对所有银行存款的隐性担保。因为现行体制保证存款“没有风险”所以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竞争，存款率已全部被推至上限。同时，这也造成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机构借贷困难重重，资金缺口不断增大。实行明确但有限的存款担保制度有助于金融机构展开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从而使银行体系得到逐步加强。

采用一般方案无法解决中国银行系统缺乏竞争力的问题。面对竞争环境缺失和普遍存在行政压力，实行放开利率或提高管理者风险意识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寡头垄断市场容易滋生政治权力寻租，所以这些方案会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它们既不能有效发现价格，也不能有效改善管理制度，因为它们本身就缺乏合理性。竞争是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

对国有银行占主体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确有困难，但并不乏先例。看看二十世纪80年代的大企业改革，当时从两个方面促使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首先，改革使国有企业更加以出口为导向，让它们面对国外竞争；其次，鼓励不同省份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也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即开放资本账户、打破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削弱城市银行与地方官员需求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早有改革人士呼吁开放资本账户，其常规做法是“先流入再流出”。但资本流入只会增加流动性，造成信贷过热和资产泡沫；相比之下，放开资本流出渠道会引导过剩流动性流向国外。这不仅有助于分流资金，防止产生房地产泡沫或影子银行；同时也能迫使银行展开竞争、吸引存款。

为了加强竞争，一个更大胆的做法是将四大银行各自拆分成三至四个地区银行。机构规模的减小将会促使其展开积极竞争，以求发展壮大。这需要它们采取更商业化的生存法则，有些甚至会积极谋求国外合作。

二十世纪90年代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这种办法进行改革就十分有效。一家独大的航空公司被分解成多个地区公司，在市场压力下又进行了整合和全球结盟，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相对较低，这使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需要依靠银行，这是改革的阻碍之一。因此，只要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它就不可能愿意重组四大银行。所以，要想结束国家将商业银行用于非商业目的，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加强财政制度。

不加强竞争，债务爆炸和影子银行的快速蔓延就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邓小平通过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振兴了垂死的制造业一样，目前中国领导层必须为国有银行引进激烈的竞争机制。只有这样，银行才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此文最初发表在《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