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
——温家宝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做出上述表述后，立即被解读为中国终于将金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信号。但温家宝的言论具有误导性。20年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高达75%，如今该比例已不到50%。2008年出台的刺激计划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违约，这最终将迫使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资产减记。这几家银行既未占据垄断地位，也没有赚得暴利。

更重要的是，温家宝的这番话道出的其实并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弱点，而是中国经济体系是如何攫取并引导资源来为政府服务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私人行业真正需要的举措越来越脱节。

许多批评人士都对“金融抑制”表达了不满，这种政策将存款利率维持在低于通胀率的水平上，从而产生抑制消费、鼓励投资和扭曲增长的结果。

但将焦点集中于实际负利率并不恰当。实际负利率并非罕见的现象。中国式金融抑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家庭储蓄的投资选择有限，而这种情形又因资本管控而得到强化。这使得政府在获取资源以用作自身支出目的时，变得更加容易了。

作为一种为政府目标服务的工具，金融抑制的作用极其有效。数十年前，当北京方面寻找推动经济起飞的途径时，它做出了这一选择。当时的挑战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的收入下滑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政府收入则为GDP的逾30%。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曾一度达到GDP的15%，当时也已蒸发殆尽。

简单且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依靠金融抑制，通过银行体系将家庭的资源转移到国家手中。这种方式被视为对储蓄征税，与提高消费税相比，前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储蓄征税这种隐匿的方式，征税成本更低，逃税难度更大，而且具有累进效果，这是因为储蓄金额越大，缴税也就越多。另一种棘手的选择——更多地依靠预算——将意味着提高消费税，这种方式的征税成本更高，更易逃税，而且具有累退效果。如何选择，答案很简单。

是否值得采取金融抑制，取决于政府运用这种简单办法实现促进增长和维持稳定这两项目标的成效如何。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很少有人会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的两位数增长率吹毛求疵。

如果没有金融抑制，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较为缓慢。此外，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灾难时期对于提振内需尤其有效——通过财政渠道可能无法及时做到这一点，而且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金融抑制如今被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许多人士看成是增强公信力的重要工具——它需要这种公信力来实现国家的团结。

但延续这种政策可能带来麻烦。随着中国经济转向由日益复杂的私人部门驱动，利率在影响决策方面变得更加重要。寻求获得比储蓄更高收益的中国家庭迷失在影子银行业和房地产投机上，这种行为往往伴随着不稳定的结果。银行贷款缺乏透明性则滋生了轻率鲁莽的行事方式，并为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

因此，温家宝的讲话并非真的要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而是表明政府愿意放弃金融抑制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这意味着更多地通过预算来引导资源，以一种透明且更加得当的方式。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政府曾经对国有银行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融资给予支持，这种支持虽未言明，但却心照不宣，而今后，政府将在全国层面上减少这种支持，并将抑制地方官员在开支方面依赖贷款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将得以留出更多的资源去支持私营部门。

温家宝的困境在于，选择那种棘手的方案，共产党的日子不一定就会好过一些。相反，这个过程将变得更加官僚，并会牺牲某些时效性。但如果做出改变，决策将因此更具代表性、更负责任、也更加透明，还能抑制腐败的滋生，并降低浪费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在薄熙来丑闻发生后人们认真讨论的问题。

即将上任的中国新领导层必须着手解决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因为在亟需进行的金融和国企部门改革开始实施之前，这是一项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