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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Carnegie China

中国如何实现“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认为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发布的结果既振奋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作者指出,此次全会虽然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才是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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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育川 黄
发布于 2013年11月13日

源文件: 金融时报

是否如某位政治局常委之前所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或者至少像官方描述的,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除了提高的安保级别表明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为期四天的会议低调落幕。最终发布的公报既振奋人心,又不免让人捉摸不定。

如以往公报一样,此次全会公报内容全面详实,照例对历届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达了敬意,同时肯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公报还在照顾各派的情况下兼顾了方方面面的议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依法治国,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这是意料之中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

在第一个问题上,公报努力把握好尺度。公报明确指出,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非“基础性”作用),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暗指政府将采取行动,消除严重的价格扭曲,抑制自身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这种干预加剧了效率低下。但公报同时也重申了“公有制”在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受到限制。

在第二个问题上,公报称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推进改革议程。这即说明,如今,改革比以往更加复杂,牵涉多个部门。目前,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成员的职责分工过细,致使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无法推进。拟议成立的领导小组将打破这一僵局。

此次全会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正如预料的那样,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才是永恒的主题。

公报对个别领域谈得比较细致,这些领域都存在有能力在国家一级开展改革的专门机构,比如金融和财政系统领域。但就大多数议题而言(考虑到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这些议题上理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改革将主要由地方推动,结果较难预测。

未来几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允许市场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届领导班子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改革重要的经济制度,那么此次全会或许可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

但对市场而言,更紧迫的问题是这届领导班子能否制定战略,以扭转债务骤增的态势,和为发展打下更持久的基础。它们希望看到更具体的行动,打破地方政府与其实际控制的银行之间的不正常关联。鉴于国家扮演着贷款人和债权人的双重角色,这种关系造成了各种过度短期行为,中国各地的所谓“鬼城”正是产能过剩的例证。
市场还希望看到私有部门在开发高价值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服务包括金融、媒体、电信、教育和卫生。这届领导班子可能会动摇国有企业的受保护地位,允许私有部门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但全面私有化仍不太可能发生。

针对民众普遍担心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腐败和污染问题,全会公报提到了支持法治,并至少提到一项具体行动,即建立一个重组的国家安全系统。这可为应对社会紧张态势提供一种更加全面和灵敏的应对方式,但它也可能转变为一种更严酷的高压手段。

改善对城镇化进程的管理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并不总是认可这种关系。城镇化的意义不止在于让更多人迁入城市。如公报所指出的,它还包括统一和改革城乡土地市场,这样农民就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其对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权。城镇化的目的还在于让农民工充分享有社会服务,这有助于增进公平和刺激消费。

中国的未来不仅要依靠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有赖维持稳定的政局。公报中提到的许多行动可能会扩大遏制腐败所需的改革范围,和激发提高社会正义的意识。财政改革和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收缩国企权力和精简政府办事程序将可抑制寻租行为。促进服务型经济,减少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有助于缓解环境恶化。城镇化将增强中产阶级的话语权,对信息流动自由化趋势施加压力,和促进司法进一步独立。总之,这些都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届全会上着重强调的、尚不明确的“中国梦”注入实质性内容。

英文最初由《金融时报》发表。

关于作者

育川 黄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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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川 黄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育川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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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不采取机构立场;此处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其员工或受托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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