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

在保护主义情绪越来越浓厚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将本国巨额贸易逆差和就业岗位流失归咎于中国。相比之下，欧洲多数政策制定者主张用一种更为谨慎的立场来平息民粹主义情绪。

美国以及欧盟（在较小程度上）都存在对华贸易逆差，为此类担忧提供了一定的可信性，但其中的逻辑破绽百出。除了与中国都有双边贸易逆差之外，美欧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欧盟目前有巨大的总体贸易顺差，而美国长期以来的总体贸易逆差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安全感，中国很容易就成为了这种情绪针对的目标。欧盟的情况也更加复杂，有些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但有些国家（如德国）对中国却存在巨额顺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境内的反华情绪较为分散。

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与中国的顺差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另外有些人宣称，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其带来了不公平优势，这也并非事实。

这种混淆源自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国进口主要由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然后组装并输往西方——的曲解。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证明了要为涉及零部件贸易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确定原产国是多么困难。如图1所示，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开始从亚洲其他合作伙伴进口部件、组装并出口至美国和欧盟，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才出现激增。中国组装活动带来的出口顺差紧接着大部分被用于进口大宗商品以支撑基础设施投资。总之，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贸易顺差，且其中多半被与其他国家的逆差抵消。

要弄清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从总体贸易和双边贸易两个视角看待贸易平衡。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见图2）。但中国的贸易顺差直至2005年前后才开始变得很大。既然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在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之前就存在很久了，怎么还能让中国对此负责呢？

至于欧盟，得益于各成员国实行的财政和汇率政策，历史上欧盟的总体贸易大致处于平衡状态。欧盟在最近几年才出现较大的顺差，并且其规模已能够与中国相比。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庞大财政赤字及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费习惯的结果。此外，因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其币值长期被高估，因此无法调整以帮助减少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哪些国家成为对应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是偶然的。

美国对东亚历来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上世纪90年代，这些逆差主要集中在较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来，来自东亚的制成品进口一直占美国总制成品进口的45%左右。但自中国入世之后，中国作为地区组装链条上最后一站在亚洲对美出口中所占份额逐渐扩大。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所占份额不到10%，但自2001年以来，这一比例已升至60%左右。因此，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颇具误导性。美国贸易逆差其实是对更广泛的东亚的逆差。对欧盟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道理虽然如此，西方的保护主义情绪却很可能将持续高涨，因为人们认为制造业就业岗位已经流失到了中国。但西方就业岗位减少实际上也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欧洲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总体处于下滑态势。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是中国，也还有别的国家，如墨西哥、越南和东欧国家——使较高收入经济体就业岗位减少成为必然。试图利用贸易壁垒阻止这一进程最终将适得其反，代价将体现在所有国家出现增长放缓、福祉减少。

此外，近年来，就业减少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与普遍感受相反，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自2010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在增加。但在中国，由于工资10多年来一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持续下滑。

但西方中产阶层工资增长停滞已经引发了再也无法被轻易抚平的挫败感。民主政治体制面临压力，必须在不放弃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的前提下，寻找办法解决民粹主义的担忧。中国等国在此过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是，对本国结构性调整给西方造成的外部影响要多加体察。

本文原载于《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