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邮报》

为何埃及应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中之重利比亚发生了骇人的大屠杀，也门和巴林燃遍了革命之火，约旦和摩洛哥则爆发了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和欧洲可能会忽略了它们在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任务：帮助埃及人民完成民主化转型，点燃繁荣的新希望。

埃及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埃及是贾迈勒•纳赛尔(Gamal Nasser)倡导“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的起源地；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时期中东和平的关键。总人口数超过八千万——相当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三国的人口数之和——埃及具有庞大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媒体、浩如烟海的政治力量、以及备受尊重的司法机构。如果埃及能够实现民主转型，那么它将引领阿拉伯世界走入新的时代；如果埃及退回到各式的独裁政权，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便不可能继续民主化道路。正是埃及，决定了“阿拉伯之春”是生是死。

奥巴马政府在是否对埃及民主过度地施予援手的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埃及人是自豪的，有能力的，他们并不需要一个“美国制造”的民主。因此，我们尤其要避免指定哪些团体可以参与埃及的民主化进程。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提供其他形式的重要援助——最重要的是经济援助。正如东欧一样，民主的第一波热情将让位于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这种民主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履行诺言等。

埃及人希望得到的是睿智的、有针对性的、及时的援助。因此，我们可以立即采取的行动包括：

•    债务减免：埃及对美国和欧洲的欠债达到了数十亿美元，这种债务应该被减免，或者至少被大量削减。

•    自由贸易：2005年，布什政府即将展开与埃及有关自由贸易的谈判，但由于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而终止。一旦埃及诞生了尊重公民权利的民选政府，那么美国就应再次开始这一谈判，激励埃及新政府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可提供由国会批准的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    反思美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下一财年的支出中，政府申请用于援助埃及的金额，与穆巴拉克下台之前的援助金额相同。尽管给予民主转型中的埃及不少于独裁统治时期的援助并无过错，但现在不是政策自动传承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与埃及的政治领导人商议，将援助更多地转向经济方面，同时更少地给予军事援助；而埃及军队应该很乐意让埃及人民了解，军队愿意美国更多地援助人民。

•    私人投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最近刚从埃及带回一个明确的信息：埃及人需要、也希望外国公司去埃及投资。议员们已经提议派遣一支由高科技人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埃及和突尼斯，美国政府应当促成这一提案的实现。

•    任命一名中东转型特别监督员：为监督所有的努力，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在白宫有权势并且在国内和国际都具有影响力的人，将来自五角大楼、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以及私营部门和外国援助的所有努力都聚合起来。但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为这一进程做好准备。

此外，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美国政府都要对抗议者的民主诉求表明一贯的支持立场。这些抗议者要求放慢埃及军事领导人已启动的选举进度的步伐，并希望改革国内的安全体系以确保停止酷刑和恐吓。今年秋天，埃及可以而且应该举行总统选举——但存在的危险是，太久的等待可能会让埃及民众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是，也只有等到一个更为开放和平衡的政治竞争环境被建立起来之时，议会选举才应该进行。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欧洲需要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虽然“阿拉伯之春”成败的关键最终还取决于该地区的人民，但这并不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拒绝对埃及施予各种力所能及的援助的借口。长久以来，美国支持着专制而残酷的穆巴拉克政权，埃及人对此心怀怨恨，会质疑我们承诺帮助他们获取自由的可信度。因此，美国应该确保我们对埃及民主转型的援助正在进行中，以便消除这些怀疑。如果破坏了这个机会，历史对我们就不会太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