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中国去年经济增长放缓引起了复杂的反应。一些人辩称，中国最近发布的去年经济增长9.2%的数据好于预期，符合中国软着陆的看法；另一些人则认为，去年的增长率低于2010年的10.4%，表明未来仍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

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内需保持良好。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今年的中国新年来临较早，可能提前透支了当前年度的消费。如果没有支持增长的举措，2012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降至8%以下。

中国政府可能减税，并考虑出台特殊激励措施来刺激消费。但真正的挑战在于鼓励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不再那么节俭。政策的目标必须直接针对民众和企业高得超乎寻常的储蓄率。这将对中国的贸易平衡产生重大影响。贸易平衡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上——目前中国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超过了45%，为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人们较少关注的是储蓄率更为迅速的增长——目前中国的储蓄与GDP的比率超过了50%。由于贸易平衡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所以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与GDP的比率多年前就超过了6%。显然，只要中国人变得不太节俭，全球失衡程度就会减轻，增长也会更为强劲。

过去10年间，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这三大部门的储蓄率均大幅上升。这种趋势是由好的政策和糟糕的政策共同促成的，因此有可能通过重塑储蓄模式，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公平。

最大的潜力在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十年以来，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增长了10个百分点。尽管这其中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但人们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城市化的影响。随着劳动力持续涌入城市，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在中国主要沿海城市，农民工的储蓄率远远超过当地居民。由于没有当地户口、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农民工有着更大的储蓄动机。而由于目前他们成为许多沿海城市劳动力的主力，所以城镇储蓄率大幅飙升。

企业储蓄的增长，主要源于留存利润的飙升。但由于不用支付高额股息，企业用部分利润进行了浪费的投资——包括投机于房地产。如果中国企业像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拿出同样比例的留存收益支付股息，就可能极大地促进消费。

过去10年，政府储蓄率也大幅增长。部分政府储蓄用于支持投资，但有些也被用于建立社保体系。因此，除非政府收入增长，否则不可能提高政府消费。

总体而言，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并鼓励企业增加派息，可能推动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约5个百分点。这可能将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转变为逆差。这些值得注意、且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改革，还将缩小中国高得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战略对所有人都有利，与逼迫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令美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