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政策》

中国经济深陷困境。十年来过度依赖于对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投资，已让中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与此同时，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着国有企业和省市政府，阻碍了中国政府打破现有垄断并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

由于这会对未来的偿债成本配置带来不确定性，债务将迫使经济增长放缓。尽管这可能导致债务危机，但在中国，它更有可能导致长达数十年极低的经济增长。历史上存在着两个著名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早期后的苏联经济增长和90年代早期后日本经济在近20年内的经历。持续的低速经济增长造成这两个国家的全球GDP份额急剧下降。

来自中国和海外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专家对此有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他们希望中国加强市场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包括放开法律、金融和其他管理经济的机构；放开贸易和投资流动；释放汇率枷锁；以及放松资本管制。他们声称，这些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整体的增长预期，还会提高生产率，使中国在金融危机（上述学者和机构眼中的主要威胁）爆发前摆脱债务负担。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试图将资源引入较高生产率投资的自由化改革，其实隐含地假定了企业和投资者主要受低储蓄和制度扭曲的制约。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些限制是由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而导致的。金融行业由腐败、投机性投资和资本外逃支配，而沉重的国家影响力破坏了公司治理，保护了无力偿债的公司。

在此情况下，自由化改革可能会进一步促进扭曲行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恶化投资分配不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臭名昭著的不当行为表明，一个高度受限、资不抵债的银行体系中自由化会加大滥用职权的风险，并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最终成本。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要承担的风险太危险。中国此前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恰恰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闭合的，监管机构可随意重组债务，而提议的改革将削弱政府抵御灾难的能力。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去杠杆化。近些年来，有许多受压于债务的国家尝试了类似政策，但这些计划都未取得成功——不论这些改革的执行力度有多大——直到这些国家强制将成本转移到经济或其他领域的一个行业内，债务才得以大幅削减。

例如，墨西哥在1990年以折扣价进行债务重组，从而将成本推给债权人，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使债务膨胀，迫使养老金领取者和其他有固定收入的人承担了成本。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也必须强行经历一次去杠杆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无论是否愿意都要被迫吸收一部分偿债成本。

只有中国的最高层采取有力行动（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改革），同时远离计划经济，才能够克服地方障碍，抑制国家债务。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或许在理论上是理想的，但是对于当下这个集权程度更为严重、资本受控制更为严格的中国，在其未控制住债务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