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中国经济时报》

中非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1956年迄今，中非关系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2000年中非之间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合作机制，迄今已经举办了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2018年9月即将举办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北京峰会。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双边关系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对中国政府、智库与学界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强了解、深化认识，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契机，推动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互促互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中重要的多边外交理念，与传统的中非合作有着互补互促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和非洲都需要对这两个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更进一步的实践。

许多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合作开始较早，许多合作的内容和发挥的成效都走到了“一带一路”的前面，因此，非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小型“一带一路”，中非合作中产生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供“一带一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所参考。

然而，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在非现状和所取得成果的认识上，要避免头脑发热，沾沾自喜的情况。非洲国家由于本国的发展程度不同，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和中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出的各项措施，许多国家处于一种初识的状态。因此中非合作在“一带一路”的现有框架内进行时，应尽量减少提出新的概念，把既有的措施做扎实，使之能够真正惠及于非洲人民，推动中非关系实质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生根，就必须要符合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与非盟《2063年议程》相衔接。这一议程旨在建立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新非洲。其中涉及到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妇女权利等问题。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和非洲各个国家所提出的发展目标相结合。非洲国家发展程度和国情的多样性，使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比如《卢旺达2020远景规划》等，中国在同这些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这些目标的实施进度和完成程度，并思考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其目标的实现。同时，中国在非洲面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时，所采取的合作方式，也应注意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

另外，“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关注三方合作这一模式。由于历史原因，欧美等西方国家对非洲有很深层次的合作且开始时间早，但在以往的中非交流中，由于思维、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和商业、政治上的立场，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非洲活动充满疑虑和担忧。这一缺陷使中非合作中出现了一些由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以及第三方负面宣传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对非合作中应该转变思想，借用欧美国家以往在对非合作中的经验、管理和经营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原有的已经开展的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三方合作应该继续深化。就目前来看，“三方合作”模式的推广尚不充分，之后应该借助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在金融、农业、基建等领域继续推动同中非以外第三方国家的合作。　

中非关系升级空间巨大

中国政府作为中非合作的参与者，起到了政策引领与协调一致的作用。但在当今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注意并克服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中非贸易之间的商品结构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非洲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非洲对华贸易更多的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其中存在两项挑战：一是中非关系属于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双转型分别为：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需要产业转型，非洲的工业化发展需要承接中国的产能。两个转型过程能不能合拍，需要中国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把握，以避免中国对非出口可能导致的冲击当地企业等问题。二是中国对非贸易可能面临非洲对华贸易赤字增大的风险，贸易赤字的后果就是债务负担加重，非洲国家对华贸易的长期赤字将会不利于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督促非洲国家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开放发展理念。一些非洲国家不稳定的税收、开发政策增大了中资企业的法律风险。同时中国政府也要加强企业各个项目之间的协调和统筹，比如加大对援助、对外投资和共同承包之间的统筹，从而发挥组合拳的最大效应。此外也要强化企业的安全利益保障机制。其中出现的典型问题是，中国目前跟非洲50多个国家之中，只有20多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而且大部分投资保护协定还是在上个世纪签署的，很多条款已经落伍而且过于空洞，没有发挥能够保护企业的作用，所以，要尽快开展对非洲国家地区相应的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的签署和更新工作，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安全支持。

再次，中国对非投资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点体现在中国对非投资不足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2.9%，这一比例同中非关系的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因此需要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对非投资领域。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国内舆论引导和政策扶持。另外中国政府还要关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非投资所面临的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支持措施对二者进行帮助。对国有企业，应通过国企体制改革，加强和提高其“走出去”的动力和能力；对民营企业，政府应顺势利导，鼓励民间资本在非洲的更多投入。使中国在非投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局面。

最后，中国政府注重对非洲的资本投入，也应该注重民心相通与文化交流，以保持在非洲的影响力。欧美国家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使中国政府要推动学界、媒体和智库在非洲发声，对非洲政界产生对中国积极的影响，填补在对非洲投资、研究的空白地带，争夺有利的舆论、智力和资本空间。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