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的经济繁荣期或许正在走向它的终点，并且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困顿的结局。美国人对中国种种商贸问题穷追猛打的同时，中国经济却仍然高歌猛进。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惊人，达到了 12% 。但是正当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开始登陆。今年春夏，食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中国正蹒跚于经济过热的危险边缘。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 1988-89 年和 1993-96 年通胀危机前的情况相似。跟过去的情景类似，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仅仅是通胀问题。如果通胀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任何试图压制它的强硬手段都有可能会引起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这些后果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会伤及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中国有自己的政策工具来将通货膨胀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政策性调整往往是隔靴挠痒并且姗姗来迟。如果通胀愈演愈烈，过去那种强硬手段最终会重新恢复社会均衡和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它的代价――延误的发展、公众的不满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将会十分高昂。

接下来的 15 个月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关键。由食品和玩具安全纠葛、美元巨额持有量引发的恐慌情绪和奥运激进运动早已招致尖锐的外部批评。而在美国，反华的政治人物们也在为 2008 年的大选磨刀霍霍。中国若对围绕通胀产生的异议采取严酷镇压的举动，无疑会为已有的经贸、制裁、策略权变和军费大局负面态度雪上加霜。

如此高度的国际敏感性偏偏在最高领导层最缺乏驾驭危机余地的时刻到来。五年一次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今年秋天和 3 月份举行，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及巩固领导地位，胡锦涛主席必须向世人证明经济改革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可是，如通货膨胀引起社会动荡，并进而波及奥运会的进行，各种恶意谴责将在瞬间充斥于全球媒体。因此，为避免遭遇这些困境，北京方面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来化解严重的通货膨胀。

要理解为何现在需要立刻行动，中美两国都应该分析并领会此次经济过热的内在的结构性根源。中国长期限制小麦和大米进口的做法已经造成了一种国内周期，即 20 年来食品价格在或高或低的通胀之间上下浮动。实行进口限制原来的出发点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是现在看来，它和中国长期将农村地区当成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做法更加相关——它应是节省外汇的方式，而非花费外汇的理由。但是在现今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中国，这种态度无疑是一种害人的过时思想。

自从 20 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以来，中国的农民一直想将土地从低利润的粮食生产中转向更高利润的作物种植。但是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粮食供应问题也随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过快。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并没有增加进口，而是制定了某种行政责任体制，通过补贴和其他诱导措施来鼓励粮食生产。纵然没有亏损，但微薄的利润也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随着食品价格趋于稳定，非食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最终消退。但是一旦减弱种植诱导措施的力度，农民们又开始将土地退出粮食生产，由此开始又一轮循环。

所以说，中国现在积聚的通胀风暴并不是由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增加等国际因素引发的。这是一个由内部产生的风暴，形成于中国中部省份的粮食产区。确实，这次经济过热风险的结构说明了中国最近的经济运行的一个总体特征。与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相反，一系列的数据和分析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部驱动，而非出口带动。这样说来，内部力量也使一些问题突然浮现也不令人感到惊奇。中美两国都需要把这个观点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