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西方国家像着了魔似的追问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对其造成何种影响。另一个问题虽然鲜被提及，但同样重要，那就是中国的高增长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将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所变化。上世纪90年代晚期，亚洲刚刚摆脱金融危机之际，普遍把中国当成威胁。韩国和泰国等亚洲增长引擎的经济遭受重挫，无法与毫发无损的中国抗衡。但随着这些国家恢复过来，整个地区逐渐认识到，大家都可受益于中国对专用零部件和初级产品的需求。

今天的中国对于许多邻国来说仍然是机遇。双边贸易数字反映了这种新兴的差异。中国帮助日本、台湾和韩国在2010年实现年度贸易顺差2100亿美元，远高于2000年的300亿美元。这些经济体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零部件，而中国拥有将这些零部件组装为成品所需要的规模，最终将这些成品卖给西方国家。

东南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它的自然资源和劳动技能与中国相仿，而非相互补充。具体而言，就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拥有廉价劳动力却没有先进技术。该地区在90年代晚期对中国保持贸易逆差，数年之后变为顺差，现在再次走软。这意味着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贡献减少。

但对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来说，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如何影响了工资水平。北京无与伦比的高投资率使中国的科技能力得到升级，其基础设施得以加强，劳动者的工作技能也得到提高，所有这些都确保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现了每年10-15%的增速。

与此同时，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大幅上升。但由于在高投资率推动下，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跃升速度更快，中国还是成为了全球青睐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仍在迅速提高，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近来已经放缓，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开始上升。目前这只影响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实际工资增速与GDP增速保持一致，但自那以后这些国家实际工资的增速就开始大幅下降。在过去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要么出现下降，要么停滞不前。中国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给这些没有投入足够资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造成了压力，迫使其限制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要想维持住竞争力，限制工资增长是唯一的办法。

东南亚各经济体的大多数观察人士起初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遭遇困境各有其自身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上与中国的相对位置。跨国公司目前在决定其生产业务的地理位置时，会综合考虑劳动者的相对生产率及其工资成本，还会考虑物流条件的优劣。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全都占优。

过去两年里，中国的生产商，包括最为知名的富士康，纷纷提高了工资，但这并未降低中国总的竞争力。上述这些考虑因素在决定将生产业务设置在中国哪个地区时也同样适用，一些企业正在将生产业务向中国内地迁移，那里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沿海地区。

事实上，中国有可能从东南亚地区吸引走更多生产业务，这要归因于能源价格的不断飙升以及供应链分散化所造成的经营复杂性。中国已经拥有良好的研发设施，并且华为等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带来了相关效应，这些都鼓励企业将其全部生产业务集中到中国。

中国过去是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向其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家，这些零部件和原材料在中国被加工成制成品，然后再被重新出口。而在过去10年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0%下降到30% ，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则从55%下降到40%。

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困境为代价的，但东南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提高自身的投资率并学会发挥出自身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