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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etty

媒体报道
Carnegie China

中美双边投资为何少?

随着全球需求大幅下滑,美国和中国都把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可能的缓冲,但两国双边投资却少得可怜。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抱怨美国针对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限制,而美国提出中国过分关注于推动“自主创新”。一方面,美国企业渴望开发中国的消费者市场;但中国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另一方面,美国能否为中国投资营造一个更友好的环境有待商榷,但清洁能源技术合作为中国投资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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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育川 黄
发布于 2012年7月27日

源文件: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随着全球需求看似一落千丈,美国和中国都把扩大外国直接投资(FDI)视为可能的缓冲。然而,尽管美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流动为全球规模最大,但两国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却令人意外地少得可怜。

在两国高层会晤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US –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期间,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包括:中国抱怨美国针对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限制,以及美国提出中国过分关注于推动“自主创新”。文化差异肯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两国意图中的动机错配构成更大的挑战。
 
与一般流行的看法相反,美国仅占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几个百分点。这一点令人困惑,因为这种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令中国成为全球两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仅次于美国。来自欧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超过美国,这反映出欧洲在高端机械和消费者产品出口方面强于美国,美国对华出口最大的两类是粮食和废物回收产品,这些并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给予配合。
 
在促成有争议的中国造美国品牌产品出口增长方面,美国在华企业也令人意外地仅发挥了次要的作用。美国企业发现,零售比生产更具盈利能力。因此,多数高价值零配件在其他国家生产,仅在中国组装,而且往往由台湾富士康(Foxconn)等境外企业组装,就像苹果(Apple)那样。在美国知名品牌表现出色的领域,如快餐和酒店连锁,主要成本落在当地合作伙伴的账簿上,美国跨国公司从加盟费中受益。
 
如今,对进入中国的美国企业来说,主要驱动力是渴望开发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但中国政府不需要更多资本;它需要本国不具备的技术。难怪美国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如此之少。
 
从另一个方向看,即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才变得规模庞大起来,但迄今只有1%流向了美国。鉴于几十年前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尚且遭遇敌意,美国能否为中国的投资营造一个更友好的环境?
 
在海外寻找机会的中国企业现在主要动机是寻找资源,这在非洲和拉美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中海油(CNOOC)收购美国的优尼科(Unocal)未果,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受害者。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海油现在拟以15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Nexen)的油气资产,如果交易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批准,这可能代表着加拿大对美国和中国看法的标志性转变。
 
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在太阳能设备和风力发电机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反映出中国希望使清洁能源成为一个增长型产业。将政府扶持与已获得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由此带来的规模效益已将能源成本降至不久前水平的一个零头。
 
然而,从美国的视角看,中国的崛起是另一个不按规则办事的例子。公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几家美国清洁能源制造商针对中国提起的反补贴诉讼,尽管此举同参与经销的更多企业的愿望相悖。
 
针对破产的索林佐公司(Solyndra)获得美国贷款担保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关注证实,清洁能源产业风险很高。但鉴于环境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好处,多数国家提供补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量产来降低成本,商业可行战略仍将无法实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潜在受益最大。
 
然而,在所有这些争议的背后,中美两国投资者正开始做交易。中国侧重于利润率相对较低的硬件和组装,而美国企业则看重专业、更高附加值的上游生产和盈利能力更高的下游安装。中国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再加上靠近技术中心和更成熟市场的好处,正开始促使人们提议在美国扩大生产。这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将日本汽车厂转移到美国(曾帮助缓和了紧张局势)的选择。
 
随着美国清洁能源融资枯竭,而开发更低成本生产流程的压力不断加大,中美双方应将其政治资本用于鼓励互惠安排,而非发动保护主义战争。

关于作者

育川 黄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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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川 黄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育川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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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不采取机构立场;此处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其员工或受托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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