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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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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gie China

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走向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结构性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措施包括:1.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放开户籍制度并为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提供服务;2.改革财政体系,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4.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5.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黄育川指出,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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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育川 黄
发布于 2013年5月16日

源文件: 金融时报

中国最近几个月的经济数据没能让市场振奋起来。报上常看到“中国生产指标令人失望”、“分析师担忧快速扩张难以维系”之类的大字标题。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8%以上调低到了7.5%左右。然而,那些对中国长期增长挑战感到担忧的人往往不那么在意短期前景,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新一届领导层的改革承诺。

在推动经济复苏和为长期增长构建可持续基础之间是否一定要进行取舍?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继续通过刺激经济争取时间、等候西方经济体反弹。

十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与前些年美国和欧洲经济滑坡引发全球金融及财政危机后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相当——从之后中国经济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教训。

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使多年持续快速扩张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这导致中国对经济刺激措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信心。然而,2009年刺激方案却造成了不太良好的后果,并且至今没有消散——没有迹象显示,由刺激措施导致的大规模债务有所缓解;也没有迹象显示,持续的扩张性信贷政策正在刺激生产和实际需求。

对比鲜明的结果反映了前后两轮刺激存在的两点根本差异:

首先,较早的刺激计划得到了强有力改革措施的支持,最明显的是中国为了能够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采取的许多行动。相比之下,2009年刺激计划实施的时候,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具有开创性、可能有助于增强本国经济生产基础的改革措施。

第二,这两轮刺激都导致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总量与GDP之比上升了4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前一次刺激方案是用四年多的时间完成这一过程的,而最近这次只用了两年。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刺激方案偏向于财政手段,第二次主要以信贷扩张为驱动。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应对房地产泡沫,泡沫已迫使政策制定者收紧了对本是经济关键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市场的限制。

由于持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过去几年中国不可能将债务水平降下来,而第一次刺激举措之后债务却能稳步下降。因此,新一届领导层无法在不危及健全财政状况的情况下,继续依靠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杠杆来刺激需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政策没有重大变动、全球形势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中国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大约占经济一半的总消费年增长率可能为8%左右——考虑到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会略微低于过去。实际投资增长率将会远低于过去两位数的水平,大约为每年5%到6%。假设中国贸易收支对增长的贡献是中性的而不是最近的负面作用,那么短期经济增速可能在6.5%到7%之间。这应该成为市场预期的常态。

诸如效率提高、库存调整、外部事件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表现,但这些因素对未来一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可能超过半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投资率降低,本十年余下时间里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也有望维持在8%左右,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新领导班子目前就在认真考虑许多结构性改革措施。

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是放开户籍制度。政府不仅要切实鼓励更多工人转移到城市,还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

这就需要对财政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地方政府需要增加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所需的资金可以来自让国企上缴更多红利,以及推行已经在试点的物业税计划。

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将释放出明显的信号。

如果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否则估计就是6%到7%的水平。

本文最初发表于《金融时报》

关于作者

育川 黄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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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
育川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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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不采取机构立场;此处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其员工或受托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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