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环球时报》

中国已跻身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国内债台高筑，房地产价格飞涨，许多国外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日益悲观。《环球时报》记者刘建希（下称“环球”）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卡内基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下称“黄”）。

环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经济危机，对此您怎么看？

黄：近十年来，中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从约150%升至250%，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这个比例并无异常。要担心的不是债务水平，而是拿中国和其他短期内债务比例增量相同的国家相比，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那么中国为什么就不会有金融危机呢？

首先，中国借方常常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贷方则是国有银行；而其他国家借贷双方通常都是私人。如果借贷双方都是国有部门，任何金融问题最终都会变成财政预算问题，这一问题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政府的金融实力。

其次，近十年来，土地价格平均从400%上涨到800%，这点不太常见。所以中国多数的债务实际上是土地成本融资及所有权转让，尽管许多观察人士还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国有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涨到现在的高位，几乎能与全球市场价值相提并论。我不认为中国有债务问题，因为房地产本身具有价值，而债务增加是金融市场实现其价值的结果。我看不到危机“山雨欲来”，但波动性会增加，这个要管起来。

环球：您说过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财政体制与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那么改革着力点在哪？ 

黄：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体系很弱，每家每户交不了多少个税，而且也没有房地产税。而美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充足，而且依赖房地产税。比如美国地方要修路，不会从银行借钱。但中国地方政府搞基建，搞活动都要从银行借钱。因此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体系，减少对银行的依赖，这也就意味着要完善预算体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地方政府手里有土地。他们把地卖给开发商，有了钱后再资助建校修路，但有时候做得太过了，商场盖得太多，房子盖得太多，接着就成了空房。还有时候，地方政府推高地价，无非想多开发一些地，让政府收入多一些，但这样一来，房子盖得太多，房产库存过多。如果财政体系变强，地方政府就不会那么过度建房了。我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银行问题，而是预算问题。

环球：尽管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居高不下，消费仍然很弱。为什么这种投资、消费的失衡反倒成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标志？

黄：首先，人们关心的是工资是否涨了，能否找到好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发展是否均衡呢？

其次，鲜有分析注意到这种不均衡发展是城镇化造成的。因为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流动，人均消费和人均存款也随之增加。现在人人更加富裕，但因为劳动力总是从农村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工作，这一发展进程就越发不平衡。因此，失衡是成功的发展过程造成的，而不是不利因素造成的。

环球：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作何预测？

黄：首先，北、上、深房价上涨远快于二三线城市，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些特大城市而言，小城市待售房产供过于求。政府鼓励大家：搬到中小城市去吧！因此地方中小城市就一直加大房地产建设力度，但房盖了，人没来。尽管中小城市房价相对较低，但人们更关注的是一份好的工作，而工资更高的工作往往都在大城市。

同时，政府政策也在扭曲房地产市场。当政府政策对房地产建设和销售的促进力度超过了市场条件的允许程度，常会出现地产泡沫。城市区划条例、建设管理条例扭曲了房地产价格，往往使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而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又扭曲了需求。人们能找到好工作时，就应该让他们流动。而且中国主要城市核心区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实现了密集开发，所以开发主要集中在郊区，这就让中心地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购房指导方针“先紧后松”，这一趋势也导致了泡沫产生。

环球：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持负面评价，您对此作何回应？

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债务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债务问题太过悲观。风险是有的，挑战也是有的，而且还有些政策不合时宜，但中国不会出现重大危机，中国经济不会崩盘。不过，这些问题如果未能妥善处理，就会导致当前发展持续放缓。

由于中国在外交政策和政治事宜上投入了更多关注等原因，当前有人怀疑中国对国内经济问题是否足够重视。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曾提醒我们：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建议仍然适用。今日中国市场化、全球化水平显著提升，政府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处理好当前的所有经济问题，因为政府也做不到掌控一切，况且当前世界的经济风险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环球：国外企业表示，由于中国国内种种限制，外企在华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您对此作何评价？

黄：有人会说：别让外国人进来，他们会抢走市场的。我的回答是：真的会抢走市场吗？当前，中国有许许多多有实力的企业，实际上，外企不可能垄断中国市场。

当前，中国企业凭借经验正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中国应该鼓励民族产业，但中国也能从越发激烈的竞争中受益，因为竞争会让本国企业走得更远。

本访谈原载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