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升高的劳动力成本，高端经济领域恢复缓慢，可预见的对外部需求依赖度的降低将在未来的一年中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正如美国所担心的那样，一场大规模的衰退很有可能会出现。如果国内经济平衡的重建——北京的领导人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其必要性——能够随着这次衰退而出现，那么，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经济过热大范围存在

迄今为止，中国为减少经济过热和控制潜在房地产泡沫而进行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仍在食品价格的带动下不断膨胀，尤其是在八月份的大幅增长，生产价格却在下降。鉴于今年晚些时候食品价格可能出现下降，因此，政府关于将2010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幅度控制在3%以内的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央行已经从第一季度开始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政府在四月份时采取强硬措施调控投机性房地产需求。因此，市场营业额已经大幅下降，在很多城市，平均房价也已经出现小幅下降。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很多城市在八月份的房价有所回升，但是全国7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都比较稳定。

目前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市场混乱现象，政府仍然有能力在不致于扼杀建筑行业的情况下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就像其在2008年上半年所做的那样——至少对于现在来说。[1]新的房屋还在不断开工，建设还在热火朝天的继续着，房价在八月份再次上扬。因为政府努力将房地产泡沫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在努力改善房屋可购买性——对于身处大城市的房屋首次购买者们来说的一个大问题，房屋租赁限制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放松。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不过仍然拥有活力

在未来的一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将很可能下降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但是这种低增长率却可能更具可持续发展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中不低于90%——下降为2010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并且很有可能在经济复苏放缓时进一步下降。自一月份以来，新的出租也保持稳定状况。[2]

有些时候，中国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其占总人口比例有望从今天的百分之四十六升至2030年的百分之六十——将帮助中国保持其增长活力，这将在数年内保持强劲的城市房屋需求。在这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日本在1990-1991年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之后的情况有根本不同。中国的国内信心（消费者和行业）仍然较强。

平衡的重建和国内需求增长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三月份的逆差之后再次出现并迅速扩大。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中国的顺差可能使得全球寻求贸易平衡的努力付之东流并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关系由中国人民币汇率及工业政策等问题引起的紧张已经开始加剧。

虽然此时来看，2010年及其后的前景仍不明朗，中国本年度账上出超额很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五——与2009年相同。在8月份，也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的一个月份，中国的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将贸易出超从七月份的两百八十七点三亿元降低为两百亿三千万元。

北京宣称其正在努力改变其经济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国内消费增长的依赖——而且其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作为刺激因素的一部分，北京引入了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项目，项目涵盖租赁和拥有所有权的房屋，由中央政府给予补贴。虽然很多细节仍不明朗，但是新加坡成功的公共住房计划看起来应该是该计划的灵感来源。中国该项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创造大量的国内需求来弥补经济危机带来的出口需求减少。

此外，北京还希望借此解决一线城市房屋购买力下降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关注高效的城市化——正在逐渐成为政府长期发展与重建平衡项目的核心问题。中国认识到，高质量的城市化和足够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提高，并为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

但是，激励制度——包括VAT出口减税、土地价格、汇率和很多其他因素——正在促成出口和进口替代措施的成型。虽然如此，国内消费增长（包括家庭的和政府的）的势头很强劲，很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对于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建是很有必要的——自2009年初开始。[3] 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从2011年到2016年），很可能在下个月获得通过，将会毫无疑问地将重点放在重建经济平衡的需求上。即使该激励框架被修订以使其与重建平衡的目标相一致，但是中国距离那种具有看起来像一个更“正常”的经济的国家的目标，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

人口结构改变和劳动力市场

中国在2009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快速经济恢复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大量紧缩，使得实际工资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危机之前的那些年。这种速度使得很多分析家感到诧异，他们——在两千万民工从中国东部出口制造行业中失业，以及建筑行业中大量民工被解雇的情况下——曾经预计高失业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状态将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

更具体的反例已经出现。自2009年晚期以来，劳动力短缺——不仅发生在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更发生在内陆地区——正在将工资推向更高的水平。到今年这时候，无生产技能和经验的工人的工资已经提高了十五到二十个百分点，有生产技能和经验的工人的工资的上升幅度就更大了。[4]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大幅调整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游行——在中国都属非法——正在大量增加，经常不顾警察的压制。劳动力市场中唯一供过于求的领域就是大学毕业生群体。

经历了过去十五年的大胆改革，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对于劳动力市场限制最松散的大型经济体[5]，并且很可能比预期的更早达到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瑟•W•刘易斯的名字为其命名之后，该理论预测在发展中国家中，当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收进其他行业时，劳动力单位成本将增加。

两项减税刺激生产和投资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预计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人口结构改变已经出现。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在2015年将达到定点，但是十六至三十五岁劳动力的供给——尤其对于出口制造行业中需求量较高的女性来说——已经开始减少。

第二，为寻求更好生活而向沿海城市迁移的动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强劲。中国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不断改善，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已经给很多内陆省份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的速度经常超过沿海地区。

对于中国的实际经济意义更明显，尤其是对于那些劳动力成本代表着生产成本相对较大份额的行业来说。这些行业可能不得不停产、提升技术水平或迁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这些改变中的很多都已经出现。因此，制造业很可能进入资本密集型的状态，机器设备在行业输出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而内陆省份的工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注释

1. 建设类投资几乎占到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2. 关注程度在提高，但是，很多银行将证券化债务作为信托投资产品来平衡资产负债表，以避免出现较低的银行存款率。对于此类交易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估计，总数可能达到报道的总借款额的百分之二十。CBRC已经发出命令要求所有资产负债表资产和负债都必须在2011年之前准确地反映在负债表之上。CBRC还要求很多家银行吸纳更多资金，并可能要求提供更多的支持以使得NPLs在2009年或2010年早些时候借贷复苏时可以上升。

3. 在中国没有可靠的家庭消费统计数据。

4. 该信息主要基于媒体报道；目前还没有2010年工资增长的官方统计数据。

5. 中国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措施（户口制度）在现在所起的作用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