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马尔萨斯，马克思与市场本人刚刚从中国回来。如同其他的访问者一样，我惊讶于中国闪电般的变化速度：虽然距离我上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远，但这次我还是见到了进一步的巨大改变。这就是一个大型经济体在以年均10%的增速增长时会发生的现象。

1978年，中国刚刚引进经济改革时，我进行了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那时，中国的汽车还很少，街道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人们穿着藏青蓝或橄榄绿的制服。而今天，同样的街道塞满了汽车，两旁林立着奇形怪状的摩天大楼，人们穿着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颜色和款式的衣服。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苏联的40%，而现在却比后者大4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如何还需观察，但它带来的一些结果将会持续。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无数的中国人已经摆脱贫困而成为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和欧美中产比起来仍然贫穷），他们第一次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美食、医疗、电子产品、手机或者玩具。经济危机或经济减速可能会使这个阶层萎缩，但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趋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产阶级扩张。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都比以前更大，印度、土耳其、越南和巴西等国家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不过，中产阶级的增加是否会带来不能承受的环境和社会压力？

对上述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答案由托马斯•马尔萨斯给出。在1798年，他提出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物生产增长，那么不可避免的饥饿、疾病和战争会使人口和食物生产重新回到平衡状况。出版于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预测石油会在1992年耗尽，巨大的马尔萨斯灾难会在2000年左右到来。显然，马尔萨斯和及其追随者低估了新技术的影响，例如，农业中的绿色革命使贫穷国家的谷物产量在短短20年间翻了一番。总的来说，现在的人均食物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新的技术使得我们可以开发不久之前还无法触及的自然资源。

而第二个答案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少数人消费了太多的财富，而剩下的多数人消费量则太小。例如，美国仅拥有世界上4.6%的人口，却消费全球25%的能源；德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比印度人均多9倍，比孟加拉人均多30倍。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对的：我们需要更公平的消费分配，并且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干预。

第三个答案是基于市场的回答：价格和激励机制会解决这个问题。当市场出现短缺，价格会上升，使能承担相同消费量的人数减少，从而引起消费量下降。进一步，高价会刺激人们提高效率，发明更低成本更多产出的新技术：如果油价持续上涨，那么风能、太阳能与海洋能都可以与碳氢化合物竞争下一代能源的地位；如果棉花价格上升，会刺激更多农民种植棉花。实际上这已经发生，并且在很多领域中我们都看到了奇迹般的供应增长。新的技术正在创造更有效率、更加环境友好的制造流程。然而问题是，市场调整是无情的，对最贫穷的消费者是个威胁——对他们来说，消费的任何减少（迫于更高的价格）都意味着挨饿。而且全球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过度捕捞，恣意不受约束的大量开发，使得海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破坏；我们也很清楚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全球变暖时，地球上正发生着什么。仅仅靠市场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的爆炸式增长、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张，以及随之带来的全球消费增长，给我们提出了难题。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马尔萨斯、马克思还是市场，都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由市场催生的技术变革，对于避免严重的社会和环境破坏来说，可能太慢了。为纠正不公平而采取的过度政府干预，往往会以扭曲市场，阻碍急需的创新为结局；但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又可能会使这个星球不宜生存。

僵硬地拥护某种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观点，并且提出新的想法，对务实和尝试保持开放态度。过去，人类成功地解决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没理由认为我们不能再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