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力量》

从表面上看，当前，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适逢多年来最好的成功机遇。自从1972年至1973年在西瓦兰•辛格与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间举行的会谈夭折以来，南亚及其外部世界第一次对印巴地区的持久和平充满了期望。然而，近来持续存在的这些充满希望的征兆——在不走运的拉合尔峰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征兆——是由各种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首先，当前的印巴和谈是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军方——而非纳瓦兹• 谢里夫的民选政权——之间有效地进行的，而巴基斯坦军方一直在伊斯兰堡掌握着真正的统治实权。其次，会谈双方现在都直接地向对方表达自己最根本的谈判立场。印度已经声明，它不会支持任何实质性的领土方面的改变，特别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对国际边界的重新划分。巴基斯坦则声称，在目前的“实际控制线 ”（Line of Control）的基础上解决印巴争端，是它所不能接受的。尽管这些对峙的立场给谈判双方做出重大让步留下了微乎其微的空间，但是，它们至少表明，这两个国家对对方认为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都不持任何怀疑的态度。最后，这种和平进程的反复不仅涉及到了广泛而重要的问题，如贸易、文化交流、旅游和两国国民之间的交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聚焦于为两国之间的和解浇铸牢固而广泛的基础——如果这不是解决两国之间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主要争端的序曲，也会有助于这一争端随后得到解决。

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燃起了人们的期望：即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混乱而对抗的局面，最后可能会走上一条使其最终得到解决的和平之路。2005年 4月16日至18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在新德里举行了会谈。会议结束后，双方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对双边关系的进展均“表示满意”，并引人注目地进一步宣称：“和平进程现在是不可逆转的”。联合声明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印巴和解的希望。

显然，美国对这两个南亚国家目前的默契配合的不可逆转，抱有特殊的兴趣。正如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背景简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基于一种假设，即对美国而言，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着不同的战略机遇，布什总统已着手推行一种新的地区性战略，以谋求同时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美国政府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计划采取的主要举措是：向巴基斯坦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包括出售F-16这样的先进的战斗机）；同时，向印度提供更多的高精尖军事技术，开放一些日用品的使用权限，并就战略问题、能源安全和更广泛的贸易合作，与印度重新举行会谈。布什政府认为，虽然这些举措并不对称，但是，如果运用得巧妙，能够帮助巴基斯坦转化为一个成功的中等国家；同时，也能够帮助印度实现其在本世纪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

考虑到印巴的关系史，以及新德里对美国过去为武装伊斯兰堡所付出的努力所表示的不满，如果美国政府的以下三个假设没有转化为现实，那么，布什总统的新南亚政策肯定将遭遇困境：

• 巴基斯坦对世界的看法及其地区政策，都甘于接受印度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崛起这一事实。

• 巴基斯坦会不顾伊斯兰堡与新德里之间的长期对抗，同意自己当前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出于其自身的原因而促进印度实力的增强。

• 在所有重大的争议性问题——包括最令人头痛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问题上，巴基斯坦和印度即使彼此不迁就、融合，也能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

鉴于这些导致美国政府目前改变其南亚政策的前提因素，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对布什总统的新地区战略动议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和平——即使总体上它显得死气沉沉，才能保证印巴关系不会以一种让美国政府最近对伊斯兰堡的军事援助蒙耻的方式燃烧起来，化为灰烬。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中出现的反复，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华盛顿的关注：这两个南亚大国的关系可能发生的彻底恶化，将不仅会增加美国国会的焦虑，使其担心在巴基斯坦对反恐战争、防止核扩散行动、国内民主政治和美国的军事技术的安全性所表示的诚意十分可疑的情况下向其出售F-16战斗机，是否是明智之举；而且，会加速招致新德里比以往更加仇视伊斯兰堡的精良武器装备。

于是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都会对正在平滑的轨道上稳步前行的南亚和平进程产生兴趣。能够打消美国政府对印巴关系的重重顾虑的，莫过于两国共同发表的声称“印巴和平进程不可逆转”的联合声明。然而，至少在目前，事实才是最好的评判依据。而实际情况是，无论印巴双方可能发表什么声明，印巴和平进程都比表面看上去的要脆弱得多。这部分是因为结构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穆沙拉夫将军的真实意图和行动，远比新德里和华盛顿愿意承认的那样要模糊。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许多怀抱良好愿望的人士一直建议印度与“泛党自由大会”(APHC) 开启对话程序。现在，新德里终于同意为该组织创造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准许其成员参观巴基斯坦人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并接触穆沙拉夫将军本人。他们的行程制造了一系列的媒体摄影、报道和秘密会谈，以及最重要的，巴基斯坦反复重申其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所持立场的机会。作为“泛党自由大会”代表团的领导人，奥马尔• 法鲁克（Mirwaiz Omar Farooq）宣称：“我们希望克什米尔地区按地理区域来划分。我们不希望克什米尔丧失它的身份。”为了充分地增加效果，他强调说：“我们支持他（穆沙拉夫）提出的解决办法。”尽管这一声明是不透明的——显然，在印度一方看来，它很令人质疑，然而更不明朗的是，新德里如何才能把“泛党自由大会”—— 一个自发的持不同政见领导人的论坛，纳入正式的印巴和谈程序；与此同时，又不会导致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民选代表的非合法化——他们通过最近举行的被公认为最公正的邦选举，来勇敢地面对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证明自己的立场。

尽管这些程序性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它们尚属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然而，许多牵扯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联邦的关系，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却远非那么容易解决。例如，克什米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不断要求印度削减其在有争议的省份的军事部署，而这一要求由于原则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都将难以得到满足：前者是因为，新德里不能让世人看到，它在向侵犯其主权的要求做出让步；后者是因为，恐怖主义分子不断从巴基斯坦向有争议地区进行的武装渗透，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印度在这些地区加强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即使不太重要的争议——如有关锡亚琴冰川地区的争议，也同样陷入对峙和冲突的僵局，不得其解，而不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巴双方可能都会承认，这一被竞相争夺的冰川地带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其实并不太大。难以解决的仍然是领土主权问题：尽管印度似乎愿意从争端地区撤出其军队——（条件是）在沿乔戈里峰正式标出其驻军目前所在的地理位置之后，但巴基斯坦已经表示拒绝接受这一前提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巴方害怕在与印度达成撤军协议之前，会让印度对有争议的领土的实际占领合法化。

隐含在印度的谈判底线——“不在领土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让步”和巴基斯坦的立场——“不把实际控制线变成国际边界”中的根深蒂固的紧张状态，进一步说明了领土主权之争是印巴争端中最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印巴之间的敌对态度甚至足以对南亚次大陆最好的宪法权利诉讼律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构成沉重的负担。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的唯一办法，是对现有规则的构成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任何在实质上会破坏印度所声明的将查谟和克什米尔最终并入印度联邦的办法，都是新德里不大可能接受的。印度所能容忍的，只是对这两个争议地区的管理方式的改变——即允许分裂的克什米尔邦的这两个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允许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否认克什米尔目前是印度联邦的成员这一事实——即使做出这种暗示也不可以。这样一来，在此状况下的最关键的问题便是，这种解决办法能否让伊斯兰堡感到满意。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穆沙拉夫将军一直故意不做明确的表态，即使对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也讳莫如深。显然，他的这种沉默寡言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巴基斯坦军方和政界精英分子多年的操纵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已经成为极具煽动性的公众问题。在这样一个国家，又考虑到印巴和谈一次次无果而终会让他本人付出高昂的失败的代价，穆沙拉夫宁愿把手里的“牌”紧捂在胸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样一种现实，穆沙拉夫对于与印度建立和睦关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会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所提出的要求，采取不同的——事实上矛盾的立场。这样一来，他就对自己所面对的所有听众——包括来自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听众，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意图和真正的底线。然而，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穆沙拉夫比他的几位前任更迫切地渴望结束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即使只在他的任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他同时承认，与印度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扭曲了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方向，破坏了它的经济发展，并将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从内部削弱它的国力——而与此同时，印度却最终站在尖端，保护了其大国的地位。此外，他还十分感谢美国国内对巴基斯坦与恐怖主义间的不断“调戏”所感到的不安。然而，他希望通过佯装不知和赌博的做法，来利用华盛顿在反恐方面对巴基斯坦的依赖，以保有华盛顿对巴基斯坦提供的慷慨大方的援助，正如他试图避免因对阿富汗和印度采取刺激性政策而招致美国施压，从而导致这些政策被迫中止一样。

结果，穆沙拉夫为推行新的印巴关系发展方针而尝试的改革只完成了一半。他对新德里的态度、对印巴和谈的态度，似乎已经变得好多了。他在早期曾经强调，解决克什米尔争端是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的必要前提。与这一强硬态度相反，现在他秉持的观点是，印巴双边关系的稳定必须优先于任何解决重大领土争议的办法，或至少紧随其后。然而，他没有做到的是，把自己正在发生转变的这种态度，转化为自己的战略规划的彻底改变。从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来看，穆沙拉夫还不能舍弃这样一个诱惑，即利用针对印度的恐怖主义手段，将其作为迫使新德里进行政治变革的工具。不论通过持续的或可能加剧的圣战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渗透，还是通过对巴基斯坦境内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由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的不断投资，穆沙拉夫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尽管在外交的层面，他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实现印巴和解的方法，但在操作的层面上，他一直都沉溺于较陈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两面派政策。穆沙拉夫一方已经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巴基斯坦不能一面在国内坚持奉行抗击恐怖主义的传统政策，一面又把恐怖主义向国外输出。这是因为——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话，这样做会使伊斯兰堡多年来寻求的华盛顿对巴基斯坦的大量战斗武器的销售面临威胁，并破坏伊斯兰堡与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关系。尽管如此，穆沙拉夫及其政府的这种摇摆的行为却一直在继续。

事实上，穆沙拉夫的冒险倾向，以及他那被反复证明的为了赢得暂时的战术上的胜利而牺牲长远的战略上的胜利的意愿，可能是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如果结果是这样的，十有八九不是因为穆沙拉夫故意批准一些极端恶劣的行动来破坏印巴双方目前得到的和平——尽管在历史上，他曾经干过这样的事；而是因为他采取了两面手法——其一边与野兔交朋友、一边带猎犬狩猎的主导战略，事实上放弃了打击只能从印巴两国冲突中获益的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所以，在穆沙拉夫通过全面改变其战略并使之与他的花言巧语保持一致，来彻底改变他的印巴关系发展方针——或者，由美国利用新的对巴武器销售杠杆来迫使他改变原来的方针之前，南亚地区的和平进程会一直比它看上去的要脆弱的多。这将对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华盛顿产生长久的不利影响。鉴于美国正在南亚地区增加新的投入，布什总统应该把穆沙拉夫将军从他个人的劣根性中拯救出来——如果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南亚政策的初衷，不是想在新一轮的地区冲突的沙滩上跌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