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年12月8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多哈闭幕，为期两周的冗长谈判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发达国家未能兑现他们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集体所作的资金承诺，而发展中国家集团普遍不愿特意要求主要新兴经济体加大减排力度。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在过去谈判进程中所累积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这难免使人怀疑：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谈判最终能否及时带来足够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果。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谈判代表团对绿色气候基金（一个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来资助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机制）热情不高，因为中国并不会、也不准备从该机制中获益。去年在德班，世界各国——无论所处的发展阶段——集体决定在2015年前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于2020年生效的国际气候公约。考虑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节节攀升的趋势，德班平台下的国际气候谈判未来预计会成为令中国政府头痛的一个政策挑战。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前景暗淡，中国仍应加大国内节能减排的力度。这样做不仅表明中国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应对空气质量下降、改善能源安全、缓解资源约束等政策挑战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将使中国收益良多。另外，鉴于中国拥有幅员辽阔的土地、广阔的邻海以及多样化的气候条件，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气候变化脆弱指数排名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

化石能源行业解决方案

煤炭是中国能源行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国内任何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煤炭当前在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70%，燃煤电厂占全国发电量的80%。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2010年燃煤产生的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全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7%。

由于对煤炭前所未有的开发与利用所造成的环境与社会成本与日俱增，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去限制全国煤炭生产与消费的过度增长。为此，《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在2015年之前将全国煤炭生产与消费总量限制在39亿吨左右。但问题在于，这类行政性指令越来越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经济脱节，尤其是考虑到“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中国全国煤炭消费量每年增长1.61亿吨，而2011年全国煤炭产量已经高达35.2亿吨。

但中国仍需积极行动起来。为了降低煤炭开采环节的环境影响、避免全国煤炭消费量达到峰值时煤炭产业过度膨胀，中国需要认真落实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限额目标。在全面实施降低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综合性战略之后，中国应利用煤炭进口来进一步抑制国内遍地开花的采矿行为，以实现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限额目标。

要想大规模取代煤炭，一个常见的政策选项是大规模发展核电。在2011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危机之前，中国核电行业的部分业内人士一度提议将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1080万千瓦增至2020年的1亿千瓦。然而，在最新公布的核电规划中，中国政府大幅提高了核电安全标准，并在2015年前不批准任何内陆核电项目。有鉴于此，为使全国煤炭消费尽快达到峰值，中国需要将低碳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其他碳排放量强度低的替代燃料领域。

大力发展天然气普遍被视为改善中国当前不可持续能源结构的一个可行方案。相对煤炭而言，天然气无论是空气污染和碳排放强度都比较低，所以天然气的大规模利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环境持续恶化的不利局面。成功开发本土天然气资源也将有助于减少中国对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这也是中国能源行业的一项长期政策目标。然而，虽然中国天然气储备仅占全球天然气已探明储量的1.5%，但国内的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世界总产量的3%。

值得庆幸的是，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和中国国土资源部的初步评估，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并足够提供中国整个电力行业（世界最大）长达30年的全部燃料供应，所以中国政府对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怀有极大的兴趣。

但中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的页岩气区块的地质条件普遍不佳——主要位于山区和遥远的沙漠地区，而且深埋地下。开发页岩气资源需依赖耗水量巨大的水力压裂技术，而中国许多页岩气田的水资源严重短缺，因此难以大幅提升页岩气产量。

即便如此，页岩气革命终将席卷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但是在此之前，中国必须彻底改革产权保护等基本政策，以便吸引到合适的开发商——包括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私营企业。

中国政府应当集思广益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10年间的发展令人瞩目。目前，中国在太阳能电池产能和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容量领域领跑全球。但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应当妥善处理可再生能源开发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负面问题，以确保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中国必须加强对电网公司的监管，以便进一步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工作 。其次，产能过剩（尤其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从以往各级政府无序补贴的乱象以及与主要贸易伙伴无休止的反倾销争端中吸取教训，以便让本国对低碳发展的政府补贴手段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当然，仅仅针对能源上游领域实施的政策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综合性的国家能源与气候战略还须包含能源效率、需求侧管理、技术创新和市场化的政策工具（例如碳排放定价机制）等要素。

中国一个国家的节能减排成果无论多大，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层面的气候变化挑战。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低碳发展领域应深入展开国际合作，尤其是在“拯救四国”(CURE)集团 ——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框架下的小多边合作。未来几十年间，拯救国集团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总量预计将继续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以上四国都将从携手合作解决气候挑战的过程中受益。中国能够借此深化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同时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双边联系以改善本国的能源安全。美国所面临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其为气候适应与减排全面买单的压力也将随之降低。俄罗斯可以借机改善其糟糕的能效记录。欧洲将从向其他国家转让气候立法和碳排放交易的经验中获取更大的成功，同时亦可寻求机会携手俄罗斯和美国从本土开发和进口两个渠道获取更多的天然气来大规模替代煤炭。

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难以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维持在2摄氏度以内的紧要关头，联合国气候谈判却不合时宜地陷入僵局。即便如此，中国仍应加大本国节能减排的力度，因为这种做法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最理想的是，中国政府能够率先推动和促成“拯救国集团”框架下的小多边合作来应对全球层面的气候挑战。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