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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任以来，不断高举保护主义大旗，频繁威胁使用贸易战，他的种种举动，目标是保护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输出美国的规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相比，这一雄心并没有新意，只不过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谈判，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限制，并不是凭借实力优势和进攻性政策就可为所欲为。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内在冲突。

第一，目标与路径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对内要求保护主义，对外要求自由化，本身就难以兼容，因而只能威胁使用贸易战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手段。

第二，权力与责任的冲突。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领导作用，可以说它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是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权力优势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特朗普在新贸易议程中突出强调国内法规凌驾于WTO规则之上，宣称美国将采取激进的手段防止WTO侵蚀美国的主权，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现实与趋势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突出强调贸易逆差，追求扩大市场，要求用美国的工人，在美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是，在生产国际化的时代，不同的生产环节根据比较优势被分散到各个地区。由此可见，一方面特朗普高喊“买美国货、用美国人”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顺应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利益需要，这使得特朗普进攻性贸易政策在现实压力与发展趋势之间徘徊难断。

从二战之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来看，单边主义是一条隐藏在多边主义外衣之下的主线。美国周期性地采取极端的进攻性贸易政策，激化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与西欧的贸易战、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进一步打开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以纺织品和农产品上的优惠承诺，换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妥协，WTO得以成立。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高速轨道，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生产的碎片化，产业有梯度地在国家之间转移，导致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延伸至世界主要沿海地区，最终实现了“全球化的美国”。

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代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增加了就业压力，挤压了中产阶层的发展空间。美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产生了一个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食利阶层，即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所说的“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这一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的群体，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而冷战之后全球化的狂飙，根本性地削弱了美国原本脆弱的国内利益调节机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浪潮，“占领华尔街”和特朗普的当选，都是这种社会情绪宣泄的表现。

全球化的美国和金融化的美国，既需要采取开放性政策，以进一步密切它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增强渗透力，从中食利;又需要增强贸易政策的保护性，以缓解国内不断升高的社会压力。长久之计是重建“社会契约”，完善对外经济开放的利益补偿机制。在阶层冲突激化，社会共识缺乏，以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缠斗之下，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而特朗普展示出的颇具进攻性贸易政策的表演，也只会是徒劳无功。

管传靖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