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原则

在乔治W•布什总统连任的就职演说中,他响亮地援引了“自由的力量”,举例说明并修正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信仰——自由是固有的人类善行,促进自由将增强国家的安全与繁荣。那些嘲笑布什试图将道德规范纳入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去的批评家们被误导了,因为自美国成立开始这种考虑就一直是政策辩论的关键部分。他们更应该批评的是布什只狭隘地关注于一个特定的原则——政治自由,将其与美国信条的其它部分孤立开来。毕竟,对美国的效忠宣誓承诺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公正。不幸的是,布什总统在演说中对于公平观念的忽略与其在外交政策中的忽略一致,结果是,在最近几年中,美国的外交——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是靠一条腿蹒跚而行。

目前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绝大部分反对要么来自于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要么来自于那些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和不稳定而谴责华盛顿的人。这两个群体都担心美国积极拥护的自由实际上会成为富人和掌权者利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工具。他们以公平的名义发动了反美斗争。

这两种运动都追随美国以前的全球敌人——共产主义——的脚步,因为共产主义恰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并且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人会成为失败者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比其竞争对手更有能力来实现这种承诺并激励大众,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才赢得了冷战。然而,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胜利者们主要将他们的成功看作是自由的胜利,并将推行自由市场和自由政治看作是全球进步的关键。他们忘记了,对于许多人而言,公正和平等同样重要,令人沮丧的不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能力。同时,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期望:如果真的愿意,华盛顿能够纠正经济和政治不公正的局面;这种秩序使得人们会在问题继续存在时变得愤怒起来,即使真正的责任更主要在他们的国内。

如果美国无法让自己像推广自由一样减轻不公平,它推动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将会失去信誉,美国的影响力也将下降。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不仅仅是可怜的人和悲惨的人会感到被疏远。事实上,最穷的人和最受蹂躏的人无力开展斗争。相反,失败的群体中最有能力的成员——即相对的成功者——是真正的反抗者,成功群体中那些感到兄弟之情受到不公平侵犯的成员也加入到这些反抗者之中。

为了扩大利益并使其主导权合法化,美国必须关心如何让公正得以实现,并且令人们目睹公正的实现。自由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布什总统所强调的那样,因为它给了人们依照其意愿打造自己生活的机会。但是,只鼓吹自由,总统就仅仅对了一半。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真正获得自由,自由必须受到限制,这样一些人行使自由时才不会限制到其他人的能力。相互竞争的利益必须得到平衡,这样人们才会获得他们所应得的,并且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他们应得的,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潜力而不管阶级、肤色、身份和历史状况如何。这就是公正。

如何排开沼泽?

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普(Robert Pape)发现,当前的自杀式恐怖行动主要由七个有争议的问题所驱使:美国和法国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占领,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争取独立行动,库尔德人要求从土耳其独立,俄罗斯对车臣的占领,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占领,以及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现在,伊拉克可以被加入到这个名单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自杀式恐怖行动都在假定这种占领完全不公平的前提下,试图迫使敌对方从特定地区撤军或者放弃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帕普和其他分析家发现,即使恐怖主义采取的方法很少得到宽恕,但是他们的目标常常得到其民族主义的同胞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恐怖分子的抱怨和要求具有的公正性。换句话说,不公平和受到压迫的言论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恐怖分子就从这些共鸣的人中产生,并从这些共鸣的人群里请求支持。

因此,对恐怖分子的战争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是直接对恐怖分子的战线,恐怖分子必须被阻止、抓获或杀死。第二条是相关的,但是更广泛的战线,涉及到说服穆斯林社会抵制那些号召针对被错误定义的敌人发动的暴力斗争的人。布什总统相信自由对于这两场战争都十分关键,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解放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社会只会使得公平问题更加明显。例如,在伊拉克,解放开启了清算旧帐并建立新帐的道路。什叶派教徒希望纠正逊尼派统治时期他们所遭受的委屈。逊尼派害怕报复,为保护他们在新政权中的权利而担忧。库尔德人希望从阿拉伯世界独立。穷人们知道他们将会像以前一样输给富人们,他们谴责经济复苏太缓慢。

基尔库克地区北部城市为伊拉克所面临的关于公平的挑战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那里的人口一向异乎寻常地多样化,就像在历史上东西和南北贸易路线的交叉路口上建立的城市一样。但是在叙利亚社会党的独裁统治下,阿拉伯化变成了今日的秩序,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迁移到该地区,取代了这里原有的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今天,被解放的基尔库克的库尔德人寻求与库尔德斯坦重新连接在一起——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库尔德斯坦在美国的保护下获得了自治并开始繁荣起来。但是,在库尔德斯坦还有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其他族群,他们另有所图,每个人都想获得对该地区石油的一定控制。

无论是美国的占领机构还是伊拉克临时政府都没有准备好建立程序来解决这些争端,并决定谁有权获得什么。伊拉克临时宪法号召重新确立“前政权改变某些地区(包括库尔德斯坦)的人口特征的行为而导致的不公平”,并就重新安置人口并对他们过去或未来的迁移进行补偿提出了一些含糊的建议。但是,它很少论及如何使得这些决定合法化,如何获得补偿所需的足够资源,或者,如何避免新的不公正和报复的循环。在决定如何分配这个地区的石油财富方面,仅仅关注自由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这些问题涉及分配公平,人们希望通过国家新的民主政治体系所建立的公平程序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占领过程中充斥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市场自由,使得美国非常危险地对于帮助完成这个任务毫无准备。事实上,市场意识是如此深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以至于甚至没有关于分配公平或者国家在提供分配公平中的作用的严肃讨论。

2003 年1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在一次国外旅行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沃尔福威茨听说《贝鲁特每日星报》(Beirut Daily Star)的编辑和发行人杰米尔•默罗(Jamil Mroue)提出,如果美国仅仅强调伊拉克的安全,那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其它独裁统治政权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默罗声称,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公平。沃尔福威茨显然对这一言论印象深刻,于是在伊拉克小镇奥•希尔拉(Al Hillah)进行民主鼓吹的时候,沃尔福威茨没有谈及自由,而是自愿——“对于美国人来说,关于民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所有人的人权和公正。”不幸的是,正在沃尔福威茨表达他对公正的赞赏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虐待伊拉克战俘。由于无法使更高层对虐俘行为负责,今天的五角大楼正经历着艰难的时期,努力使全世界相信公平确实是他们所鼓励的价值观。

公正性审视

外国的穆斯林轻视美国外交政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核心是公正,而他们认为美国的不是。促进公平和纠正不公平是可兰经对上帝的信徒所要求的主要任务。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公平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党或公民社会组织的名称上。正如埃及的伊斯兰学者最近指出的那样,“在真正的穆斯林的概念里,公平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所有重要领域。在伊斯兰教义中,公平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优先于其它核心的观念,例如自由和团结”。但是,民意调查表明,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认为自由是美国的价值观,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平不是美国的价值观。因此,为了改善其形象,华盛顿应该审视最令许多穆斯林反对的美国政策的公平性情况,并考虑哪些地方可以进行改善。

穆斯林反美主义的最重要原因是华盛顿对穆斯林地区不公平的政府的支持。布什总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承诺美国将优先考虑改革。然而,实际上,这将常常与美国在某一特定地区保持稳定或战略优势的国家利益相冲突——例如,美国政府继续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的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如此,华盛顿应该利用外交、经济和媒体资源来支持那些真正欢迎民主程序的当地势力,即使当前的统治者可能并不喜欢这样。如果当民主势力变得足够强大,以致于对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的现状产生了威胁,那么,大规模变革的风险就会成为创建更加公正因而更加稳定的新政府的机会。在那些民主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地区,例如乌兹别克,美国现在除了向政府施压以保护该国公民的被国际认可的人权之外,无法有更多的作为。

另一个引发暴行的问题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烈的、似乎毫无疑问的支持。某些愤怒起源于犹太国家的存在,只有犹太国家的消灭才能够平息这些愤怒——对这种选择,美国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同意的。但是其中一些愤怒源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处置方法的正当考虑,在此,对美国政策的某些调整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华盛顿可以支持那些寻求纠正他们政府的不公正行为的以色列人,并且更加积极地反对以色列人的定居行为,以及以色列在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占领地区实际上的合并。

穆斯林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对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虐待穆斯林所采取的沉默态度。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为它们虐待维吾尔、车臣和克什米尔等地区的穆斯林的行为负责。但是,在谨慎地拒绝分裂行为的同时,华盛顿应该对北京、莫斯科和新德里施压,对这些穆斯林面对的不公平进行补救,保护他们的人权,并给予他们更大程度的自治。

最后,好战的穆斯林分子谴责美国和西方军队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是对他们的亵渎和帝国主义行为。尽管让美国撤消对海湾国家的保护很难说是公平的(或谨慎的),但是华盛顿可以否认任何在该地区保持大规模永久存在的意图,并声明,如果当安全形势允许,以及当地政府提出要求时,美国愿意撤军。同时,除了主要通过双边联系维持关系,华盛顿还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促进地区安全局势,并强调美国所应扮演的支持(而不是控制)的角色。

进行艰难斗争

与此同时,对恐怖主义观点和策略的公正性提出挑战也提供了最好的、可能也是唯一的使得这种策略自我灭亡的途径。即使基地组织领导人不时声称避免伤害无辜者,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本•拉登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为例,说明美国无法“区分军队和平民,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基地组织早期对美国所进行的攻击主要针对国家机构和军事目标:1992年和1993年对索马里的美军,1998年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以及 2000年对美国“科尔”号军舰。

2001 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震惊的部分原因是,受害者都是平民。这对于恐怖分子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双子塔标志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权力,而五角大楼代表着美国的军事统治,这在他们头脑中都是镇压的来源。然而,感受到了他在更多追随者之中的弱点,本•拉登艰难地试图证明杀害这么多平民是合理的,他提到了一种“狂怒的情绪”,这导致“强烈的反对不公平的感情,以及惩罚不公平行为的强烈决心”。

美国的政策应该通过反复和特别援引正义战争的学说来打击这种弱点。开展一场针对平民为攻击目标的不公正的运动,将有助于将少量的“圣战”分子与大量的穆斯林,甚至那些国际危机集团所报道的最关注“确保社会公平和打击腐败”的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华盛顿应该少抽象地谈论“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而应该更多谈论那些以无辜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为目标的特别不公平的恐怖分子。虽然要承认在战争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意外事故,但是华盛顿也应该指出,“圣战”分子故意攻击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实现他们的公平义务。

值得注意的,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授权美国采取了替代性的公共外交战略。相关的政府机构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同时为防止和应对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而做好准备。但是,公开地宣称一旦恐怖分子得到核武器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可能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与其期望、声明以及使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正常化,华盛顿不如强调肆意屠杀大量无辜平民的不公平性和可耻性。事实上,穆斯林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领导人,包括反美的伊斯兰教徒,都应该被鼓励来事先谴责使用核武器的行为,并以此消除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吸引力。

当然,强调伤害无辜者的不公平和不道德也有政治风险——首要的是,美国自己有可能被攻击为伪善。一个一方面与伤害平民的不公正宣战,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断伤害平民的国家,将破坏它自己的信誉。受到巡航导弹攻击的婚宴的电视画面和费卢杰被夷为平地使得华盛顿很难采取道德上的高姿态。但是,美国军队避免平民伤亡的注意措施,能够也应该与敌人缺乏此类考虑的状况形成对比。

最后,只有存在替代性的非暴力的方法,以便纠正那些驱使人们起先支持暴力的委屈,使不公平手段丧失合法性的运动才会有效。当人们感到现有的规则有利于他们的对手,以致于他们自己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时,他们就会诉诸于恐怖主义。他们利用恐怖主义来改变他们正走向失败的斗争。因此,除了谴责恐怖分子及其行为,华盛顿必须采取措施更加公正地解决处于争论中的潜在问题。

公正和全球化


恐怖主义和穆斯林社会与国际主流社会的普遍疏远,可能是今天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挑战,但是,这两者与对全球化的广泛不满有关。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美国的项目。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抵抗主义是反对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牛津大学的詹姆斯•皮斯克托瑞(James Piscatori)所指出的,“全球化和激进穆斯林主义的挑战交织在一起,这清楚地导致许多穆斯林想知道,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能够满足穆斯林的要求,或者说,一个由美国或联合国主导的国家体系如何能够对穆斯林所要求获得的公平表示同情。”

在拉丁美洲、非洲部分地区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来源于全球化的经济困难正不断导致不安定的局面。当今国际经济规则能够感知的不公正性激怒了几乎每一个社会,给其他抱怨火上浇油。因此,挑战在于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描绘全球化以及孕育它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或纠正它的不公平性。毕竟,正如一个迪拜的商业富豪说过的那样,“不管你称它什么,民主或是其它什么东西,人们首先要求的是经济发展,这是谋生、实现透明度和公平的途径。如果这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就不关心你如何称呼这种体系”。

苏联的失败表明,“市场国家”是未来的趋势。然而,正如菲利普•伯比特(Philip Bobbitt)在《阿基里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市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对公平的标准不关心,或是只要法律不成为经济竞争的障碍,对于任何特定的道德价值都不关心 ”。一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去年指出了道德和经济之间的冲突,“自由市场的道德基础是它们反映了自由的、个人化的选择。工人们可能工资很低,但是如果他们是自愿签订工作合同的,那么这种工作就是可获得的最好选择……资本主义可能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神奇发动机,而增长从长期来说会带来自由。但是,这同时可能是不公平的”。

国内的制度和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决定人们所经历的不公正,但是国际贸易的模式和控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平均来说,发达国家比贫困国家的关税要低,但是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出口的产品设置了很高的壁垒。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发现,在乌拉圭国际贸易谈判协定实施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进口关税是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口关税的四倍”。

多哈谈判是集中于促进发展的。毕竟,这意味着降低关税壁垒,允许贫困国家的人们在富裕国家的市场中出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农产品和纺织品。当没有足够的非农业替代性工作机会来吸收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工人的时候,拥有相当大比例农业工人的国家也需要有能力保护劳动力替代的食品的进口。不幸的是,这些正是使得多哈回合陷入困境的问题。

美国最近对于在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外包白领计算机编程和服务工作的暴怒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些遵守规定的美国工人认为,将工作机会丢给其它国家的低工资工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工人也在按规矩办事,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家回应受到伤害的美国劳工而提议立法阻止外包的行为才是不公平的。

经济学家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在一定时间后,每个人都应该是胜利者。发展中国家中获得工作的那些人也会挣到更多的钱,以便从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国家购买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种新的需求将为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工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样的逻辑也同样适用:所有的人都将受益于市场调节所导致的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效率。但是这种理论仅仅部分正确。正如《纽约人》杂志的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指出的那样,“一些美国人获利:享受更低价格的消费者,那些看到公司因为雇用了便宜的外国劳动力而利润增加的股民;一些美国人受损:失去工作机会的人,订单被转移到外国供货商的企业主。经济学家关于国家从总体上毫无疑问将会受益的主张并不一定正确”。

政治还是市场

出于多种原因,被感知的经济不公平是十分重要的。人类对平等表现出强烈偏好,这种信仰认为收获应该与付出相当,而不是与不应得的优势或非法操纵的规则相当。在一次对31个国家的3万多名受访者进行的多年调查中,大约90%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富裕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太大。当人们感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不相符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会增加。这时,不满的人们就会变得不稳定,破坏经济生产力、政治秩序和国际安全。例如,研究表明,高度的不平等会恶化贫困状况,并阻碍增长。特别是在新生的民主政治中,它们通常预示着社会冲突,包括为了重新分配公共资源而进行的斗争,这反过来会损害投资和国家运行。

在俄罗斯,针对苏联时代企业、特别是能源部门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正情况而引发的反抗情绪已经激怒了政府,并导致了经济不稳定。普京政府对能源巨头尤科斯公司及其总裁科多可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袭击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部分是因为这被看作是纠正它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恶化的措施。但是这个案例导致了产权和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未来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拉丁美洲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对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反抗情绪,在这个过程中,富裕的、出身名门的少数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得到了好处。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左翼政府部分是因为纠正了被感知的经济不公平而赢得了选举。这些政府对这种感觉作出了回应,他们认为精英对社会低层的投资存在系统性的不足,以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统治。拿智利一名公共舆论专家的话说,这些左翼政府“支持那些包容遭到市场排斥的人群的措施 ”。秘鲁作家马里奥•瓦加斯•罗萨(Mario Vargas Llosa)总结道,“如果有什么能够改变拉丁美洲人对民主的悲观态度的话,那就是对公正的改善”。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所支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解决对丧失公正担忧。问题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对于富人和权贵们制定支配市场的规则,并从中获益的方式的不关注。另一个问题是当这些措施无法保证满足人们、特别是穷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拒绝采取市场之外的动机。这些需要——例如为贫困地区的人口提供卫生保健和药品,或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农民提供资本——对于获得利润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公平而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

华盛顿必须停止假装经济生产之手是自由的或不可见的,并且意识到它的运动不管变得更好还是更坏,都是被政治力量所控制的。正如社会学家罗伯托•库兹涅威茨(Roberto Korzeniewicz)和蒂莫西•摩瑞(Timothy Moran)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在对不同群体之间资源分配有直接影响的制度安排之下”发生。

作为第一步,华盛顿应该帮助资助全球范围的家庭收入调查,这样就可以为指导补救政策提供数据。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在大多数国家中,穷人相对收入的提高。这将会被感知为公平,并将导致贫困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有益的一步。他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和国际援助应该根据累进税的逻辑,援助的提供应该倾向于那些经济不平等相对较低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不平等很高的国家,这样转移实际上就会变成累进的。除了指导资源向那些最公平的和用于生产性目的的地方流动,这种措施会支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的钱将扩大社会公平,而不仅简单地帮助那些在他们的贫困国家中对于纠正不平等几乎没做什么的出身名门的人。这也将通过纠正不平等而强调了促进公正的价值观。

那些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全球经济参与者正是那些仅仅能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不幸的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关于劳动力的议题主要属于使得服务部门自由化的措施中。到此为止,强大的参与者已经确保自由化主要集中在像金融、法律和会计等领域的服务,在这些领域,已经具有优势或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寻求进入新的市场。因此,贸易规则的制定为公司跨国转移有技术的工人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了保证公正和效率,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在建筑业、船业、健康业中实行自由化,这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才能够有竞争能力。

总之,自由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人们无法抗击不公平。美国目前对自由的迷恋给人们所带来的担忧不是关乎自由本身,而是美国对自由的迷恋程度。正如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言:“狼的自由是羊的死亡”。如果美国不将公平公正的原则放到重要的位置上,那么美国在世界的眼里就是一只在门口的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