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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主要经济体。与此形成对比，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相关效应在此消彼长的国际大环境下很快就得以显现。

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2011年，长期作为世界煤炭第一生产、消费大国的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煤炭进口国。再考虑到中国钢铁、水泥、太阳能光电板等工业品产量高居全球第一，而军费开支高居全球第二的现状，不难理解为何还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欧美国家早已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看待。

随着本国利益越来越向能源消费国集团及发达国家阵营靠拢，因人均国民收入过低而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中国，如何在进入混合经济体（Hybrid Economy）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后，主动调整沿用了数十年的国际秩序观？这不但是十八大后中国新的领导层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他们展现自己领导才能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提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调整，我首先需要回顾中国外交领域最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共同对抗纳粹德国、日本及意大利为首的轴心国集团的需求，美国和当年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战略军事领域全面结盟。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受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中美关系全面交恶。不过，在美苏全球冷战及中苏之间反目成仇的国际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这一历史事件后开始全面回暖。

冷战胜利后的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没有国家可以匹敌，当时高度自信的美国并无意对国力远远落后的中国发动新一轮冷战。

到了本世纪初，虽然美国逐步意识到了来自中国快速崛起的压力，不过，由于美国2001年后深陷“9·11”事件的泥潭，一度无暇东顾。而中国历届政府也很好地把握了这段难能可贵的窗口期，中国综合国力因此成功地达到了全球第二的水平。

等到美国奥巴马政府近年来决定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中尽快抽身，并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后，中美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形成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早已使得中美经济紧密到了休戚与共的地步。

如果中未来几十年内，中美关系预计会在竞争性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及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Competition）之间周期性波动。美双方的领导层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们将不但完全能够避免两个国家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爆发重大冲突，而且还有不小的可能性最大化双方的共同利益。

鉴于中、美两国国力差距快速缩小，两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及各自所处发展阵营的重要地位，美国智库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本世纪初提出了两国集团（Group of Two或G2）的概念。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作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该概念在经济领域外的含义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探讨。

两国集团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前真实的国际秩序。虽然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及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美两国当前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3%、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37%、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2%。由于以上关键性指标没有一项能够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寓意中美全球共治的两国集团概念刚一出台，就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硬伤。

另外，中国政府和国内理论界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正确理解美国主动热炒两国集团概念的真实战略意图。中国政府虽然一贯宣扬本国要和平崛起，但美国各界最不放心的恰恰就是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从美国智库界的角度来说，主流观点虽然从来就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认可过两国集团这一概念，但是通过观察中国政府及智库对两国集团炒作的反应，美国相关机构可以试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y），并一窥中国未来是否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战略意图。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大环境，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客观来说其实给中国的国力上升预留了足够的空间。无论美国国内特定利益集团如何热炒“中国威胁论”，美国主流社会绝不会主动持续打压中国，并任由中美关系恶化到美苏冷战时的状态。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挑战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必将引发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冲突，而这未必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在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学会站在其他国家的立场审时度势，这样才能正确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这类对本国实行战略敲打的举动。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超级大国会坐视其他第二梯队国家全面赶超自己而完全无动于衷。但是，由于战争不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选项，未来中美两国战略层面的竞争，中国如果能以平常心冷静对待，那么完全可以将其控制在相互小敲小打的热度。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需要以信息透明化及正确的舆论引导国内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避免本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彻底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绑架。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当前并不认可两国集团的概念，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和智库界能够主动将两国集团所代表的国际秩序定位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并主动向国际社会公开这一立场，以上举动对于未来几十年内降低中美两国猜疑、增进双边互信必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即使中国有意将中美全球共治定义为本国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及智库界也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当前正在经历巨变的国际新秩序的理解。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一度陷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自我陶醉中不能自拔、“9·11”事件后又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加上2008年底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当前的相对国力较冷战刚刚结束时已经有了显著下降。虽然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短期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不过冷战过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基本结束，人类社会开始正式步入了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从笔者长期研究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角度看，当前国际格局是建立在拯救四国集团（Group of CURE Economies）的基础上，而该集团具体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及欧盟。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出版的《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拯救四国集团不但代表当前全球经济总量的57%、能源消费总量的55%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9%，而且预计到2035年，该集团还能继续贡献全球经济总量的55%、能源消费总量的52%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4%。

鉴于该集团以上重大指标在未来几十年内全部都能占据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拯救四国集团因此比两国集团能够更好地代表本世纪中叶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及能源秩序。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有必要就新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行适度调整。由于中国长期习惯于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自我定位，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小多边合作的侧重点过多地放到了金砖集团（BRICS Group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及基础四国（BASIC Countries ：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

不过，如果考虑到金砖集团及基础四国中的国家全部属于未来力图成为世界强国的第二梯队国家并且各自国家利益迥异，中国与以上国家进行的小多边合作不但实质性内容不多、未来提升空间有限，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将来必然会越来越难以应对。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至少是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中国如果将未来小多边合作机制的侧重点放到拯救四国集团上，那么，中美两国可以在以煤炭产业链、核能及气候变化为中心的重大能源及环境议题上进行深入的实质性合作。而中国在帮助俄罗斯提高后者低下的能源效率及借助俄罗斯改善本国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空间巨大。

最后，中欧不但在清洁能源技术及环境立法方面可进一步加强双方已经存在的交流合作机制，而且欧盟可以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给中国提供各种宝贵的经验。

在拯救四国集团为侧重点的国际小多边合作机制下，中国可以在该框架下协调解决各种重大的全球性贸易、安全、政治、能源及环境问题。另外，如果中国将两国集团所代表的国际秩序作为本国国家大战略的中长期目标，未来几十年内中美两国战略层面的相互猜疑必然会被大幅降低。以此为基础，中国经济及综合国力持续稳健增长的可能性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中美全球共治未尝不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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