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如果可以促进中国政府加快自2012年以来的国内再平衡，那么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利。
迈克尔• 佩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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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调整中的政治问题
中国重建贸易平衡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实现：使人民币升值、提高利率、提高工资或者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重新分配。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不同的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赢家与输家，会涉及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可能带来失业的阵痛
由 迈克尔• 佩蒂斯
发布于 2010年9月29日
源文件: 《中国金融市场》
那么，究竟中国将如何重建贸易上的平衡？不幸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即使我聪明到足以知道最优的结果，我也很难做出合理的分析，因为该结果极有可能与经济分析不符。这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原因至少有二：
1.这种重建贸易平衡的过程会产生短期的阵痛，并可能带来失业的增加。如果推迟这个过程，就可能使两者在该调整最终来临时变得更严重。中国不得不在其认为最适合的时候开始这个过程，而这取决于很多社会和政治因素。最明显地，2012年的权力更迭就是一个主要变量。
2.因为贸易平衡的重建主要意味着增加家庭收入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且，同时增加家庭消费的比重，这就意味着将社会财富从商界和政府向民间进行重新分配，而究竟将涉及哪些行业、哪些政府和哪些家庭，取决于政府所采用的调整机制。重建贸易平衡的方式有很多，每一种都对社会政治有着不同的意义，使得该问题不得不由政治领导人决定而不是经济的。
我想着重强调两点。在前一部分中，我已经讨论了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四种方式。在剩下的章节中，我将努力明确在每种政策下的赢家和输家，并解释不同政策是如何改变当前经济的。
中国可以使人民币升值。被过低估值的货币会通过将家庭收入（纯粹的进口者）转移给纯粹的出口商来影响国内和贸易平衡。这自然会加大国内生产和消费的缺口，并扩大贸易顺差。通过增加储蓄（储蓄等于生产减去消费），被过低估值的汇率会增加投资之外的储蓄余额，这就是定义中的当前账户顺差。
通过对货币重新估值，北京使得这种转移出现逆向流动，并且帮助经济重新实现平衡。那么，究竟谁将受益？
很明显，作为消费者的家庭大众，将会获益，因为进口价格的降低使得他们的收入在实际上有所增加。而进口因素在收入中占的比重越大，收入真正增加的比重就越大。我的猜想是，中低收入阶层会获益最大，因为最贫困的阶层（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很可能在其消费中只有相对较低的进口因素，而进口因素在富人阶层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又很小。
赢家中的第二梯队包括销售进口商品的公司（比如大型零售商）和那些通过国内消费增加获利却没有重要出口市场的公司。这包括大多数重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
而输家是，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在出口领域，那些将明显看到其支出高于收入的主体；其次，如果这些不断增加的支出导致破产，那么输家还包括那些受雇于出口企业的员工家庭。在出口部门失业增加的一部分将由进口部门雇佣增加弥补掉，但是货币增值过快可能使得出口部门失业增加的速度快于其他部门雇佣增加的速度，所以家庭收入的增加可能受限甚至是停滞的。
当然，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人民币的升值是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平衡所必须的，但是，如果货币升值过快并导致大量出现的失业，就将导致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不平衡虽然正在得到改善，但改善的方向是错误的，其形式是生产的衰退快于消费。
最后，那些持有美元较多而持有人民币较少的企业将成为输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PBoC，其受人民币重新估值的损失最大。通过人民币贷款而大量囤积商品的投资者也将是输家。
中国可以提高利率。在我看来，人为造成的低利率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最大原因。较低的利率将收入从纯储蓄者（主要是家庭领域）转向纯借款方（制造商、本地、省级和中央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基础设施投资商）。加上过低估值的货币，这扩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或者，在另一个方面，扩大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迫使当前账户顺差提高。
如果北京提高利率，那么赢家显然是那些属于净储蓄者的家庭，而储蓄率越高的家庭其获益也就越多。富人储蓄最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相对于将钱存在银行，还有很多更好的储蓄办法，他们所拥有的资产越重要（比如房地产和房地产开发商），其对于低成本贷款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因此，我认为，富人会获益，但是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多。我的猜测是，中上和中等收入阶层将获益最多。
提高利率还会使得零售行业受益，中小型企业（SMEs）尤其是服务行业，因为更高的家庭收入会增加消费。
输家也很明显：从银行大量借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地方和省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基础设施投资商——所有那些我们看到存在过度投资和严重产能过度的行业。银行也将是大输家，因为NPLs几乎将一定会随着贷款利率的升高而升高。最后，PBoC也将是输家，因为其资金成本相对于其资产回报率来说也增加了。
当然，同样的警告也适用于上述：如果利率升高过快，导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破产和失业，并且失业的速度快于在零售行业和中小型企业中雇佣数量的增加，尽管最终仍能达到平衡状态，但是最痛苦的可能是：家庭收入增长得十分缓慢甚至下降，而投资增加的更慢，甚至下降得更快。北京等待得越久，资本的错误分配问题就会越严重。高负债需要低利率以使这些负债变得可控。
中国可以提高工资。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绝对工资水平，而是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异。如果生产力增长快于工资增长，就像过去十年中那样，工人们以工资形式保存的生产份额必然要下降，而家庭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会随之下降。当然，消费的增长较之于生产会更加缓慢，贸易顺差就会进一步猛增。
如果工资的增加快于生产力，或至少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工人们将通过提高其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而获益。在总量上，家庭获益最多，并且很可能是中低收入、城市工薪阶层获益最多。当然，那些因家庭收入增加而导致消费增加从而增加收入的行业也将从中获益，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则其获益会相对较少。
无需赘述，显然大多数的雇主是最大的输家。如果过快增长的工资导致失业的增加，那么经济平衡的重建，将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重现，因为工资水平的提高比失业所冲抵掉的部分要多。当然，在自由变动的市场，失业的增加自然会减少工资的压力，因此，行政政策和工资粘性在这里就是重要的因素了。
中国可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重新分配. 一次性快速提高家庭收入的最快的方式就是将或有资产转让给家庭领域。赢家当然是家庭领域，但是，当然，这种分配的效果也取决于分配的方式。如果公司私有化是以十分政治化的方式进行，收益是用于，比如清偿银行债务等，那么富人有可能受益最多。如果资产仅仅是简单地以抚恤基金的方式转让，那么，中下阶层和城市工薪阶层将获益最多。
输家将是那些控制资产最紧密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这就使得这种选择在政治上十分困难。
赢家和输家
简单概括起来，下表列出了各种选择之下的赢家和输家：
| 措施 | 赢家 | 输家 |
|---|---|---|
| 人民币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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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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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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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国有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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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表所示，关于必要的调整政策的时机和结果的讨论更多地取决于政治考虑，以及相关赢家与输家相对有限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前三种调整方式（属于可持续的调整方式）可以使用的技巧是做出速度恰好的调整，这样通过家庭消费增加所产生的就业岗位刚好抵消了由相关输家所产生的失业数量。这说起来容易，当然，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消极的失业效应总是比积极的就业效应要快得多，而在家庭收入上的影响（以及家庭消费）在短期内可能是消极的，因为不断增加的失业减少的家庭收入比调整所增加的部分要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可以采用上述方法中的多个，甚至是向不同方向使用他们。这就意味着重建平衡有很多种方法（或者甚至是避免重建平衡），因此就会有不同的赢家和输家组合。
比如说，中国正在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是吧？也许是。我有点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做到哪怕是接近于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但我仍然认为，如果北京能够抵消降低资本运行成本所带来的就业增加，那么他们还是能够确实做到提高工资水平的。否则，失业的增加将超过北京的承受能力。
但是，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将可能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化。如果这样，资金将有效地从雇主手里转移到大众手里，尤其是从劳动密集型的雇主转向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这也将增加投机行为。
作为替代措施，中国也可以将人民币升值，可能因为美国的压力，然后以其在2005-2008年之间做的那样或是日本在遇到此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将其抵消——通过降低真实利率和扩大信贷。实际上，我不同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利率在这一年会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预计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顺便说一下，周一的Bloomberg有一篇文章，其题为：
中国的五年利率交换最多将在一个月内下跌，央行将在允许人民币升值时拖延利率的提高
……“随着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加快，提高利率的必要性在降低，因为汇率受益也是一个固定指标，”胡航宇说到，他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析师，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上市代理人，其地点位于北京。“央行不会在今年内提高利率。”
如果中国真的将人民币升值并且作为后续措施，降低真实利率以冲抵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那么，究竟会出现什么结果？正如上表所显示的，取决于两种相反政策的相对幅度，很有可能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即降低利率实际上没收了家庭收入，其速度要快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回报——而且贸易顺差会进一步加大。
这种政策组合还有可能，几乎是一定地会增加投机行为，资本密集投放和资本不当分配。这就是我对于美国过分关注汇率问题的担忧所在。如果美国确实使得中国大幅升值人民币，并且中国相应地大幅降低汇率和/或增加投资贷款，这不仅会使得国内经济平衡恶化，还会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家庭消费下降，同时中国的资本不当分配状况还会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模仿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做法，这就预示着一些可怕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关键的一点在于所必需进行的调整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每一种方式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所作的任何调整都必须缓慢推进，因为短期内的失业剧增将会冲垮该调整所带来的任何积极结果。
不幸的是，中国调整的步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调整的步伐——中国需要贸易顺差来吸收过剩的产能，但是其贸易顺差又主要地取决于美国和欧洲吸收消化这些顺差的能力和意愿。因为中国已经长时间抵抗升值压力，我担心既无能力（尤其是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的欧洲）也无意愿给予中国足够的时间来进行缓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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