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尔街日报》

重构货币与平衡贸易中美两国官员将在这周于华盛顿举行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上讨论贸易平衡问题。这次讨论涉及的应该不止汇率问题。

许多分析家早就指出，汇率操纵是一个快速解决贸易不平衡、及纠正一国生产和消费之间差距的办法。当1985年9月《广场协定》签订后，日本和德国的汇率价值对美元飙升，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下降。但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但是即便日元价值增加了一倍，日本贸易盈余还在激增。

这个结果应该不令人意外。《广场协定》后，东京针对制造业投放了大量低息信贷，并且非正式地保证公司借款。制造商随后增加了对出口市场的生产，尽管家庭消费在下降。因此，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

中国也在试图做同样的事，除了没有升值货币之外。相关政策包括中央银行实施的低贷款利率，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补贴，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隐性信贷保证旨在投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然而，由于存款利率非常低，消费融资上有限制及工资低，国民消费仍然被压制。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未必会飙升。从短期来看，美国消费者的工资增长停滞，失业率上升，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在今后几年，美国消费增长速度将低于其生产速度，贸易赤字将缩小。

尽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上升将会自动调整贸易平衡，美国仍然应该关心中国将采取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会看到由可观消费支撑起来的健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最坏的情况是美国将面临国内生产总值收缩，而消费收缩更快。对于中国，最好的情况是爆炸性的消费增长推动略微下降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国的最坏情况是消费增长放缓，拖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幅下降。

两个国家都面临在短期就业需求和长期调整作出平衡。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取代债务推动的家庭消费方式，这一过程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并使中国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但它的代价是降低了储蓄率。中国在六个月内将超过去年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新的贷款注入经济体内。这样的贷款规模创造了短期就业机会，但是增加了过剩产能，并且削减了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总体价值。

两个国家都需要时间来适应。如果本周在华盛顿的首脑会议未能解决贸易调整的时机问题及两国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困难的重新平衡过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如果美国储蓄的增加和中国政府引导的产能增长相冲突，两国可能会被迫转向相互毁灭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对中国，将是非常残酷的。

接下来的几年最好的情况也将是非常困难的调整。相冲突的调整政策，尤其如果这些政策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时，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战略和经济对话的目的应是解决那些看似国内政策冲突，但实际也关乎最终贸易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