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邮报》

自从自由主义在18世纪出现，它与独裁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形成了国际政治。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称的“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伟大斗争时代”支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权力在热战和冷战中与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进行了对抗。

许多人相信这种斗争随着共产主义，这个“合法的”独裁政治的最后一个鼓吹者的垮台而在1989年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由古老的宗教、种族和文化反感所产生的全球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随着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以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而得到了证实。

但是从其它许多事件中却可以看出，当今时代可能会在新一轮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冲突中形成。专制主义一方的主要支持者不会是布什主义理论上所针对的那些中东的微不足道的独裁者们。中国和俄罗斯将成为两股巨大的独裁力量，他们摆出了古老的挑战姿态，这并不在预想的新的“反恐战争”的范畴之内。

如果这有些令人惊讶，那是因为没有一种力量会像大多数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各得其所。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由于鲍里斯•叶利钦的失败，俄罗斯的政治和国际轨道似乎进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方向。就在2002年，中国也被设想在朝着扩大国内政治自由，更加融入自由世界的方向发展。中国问题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不管北京统治者是否喜欢，这是中国向成功的市场经济转轨的不可避免的需求。

今天，这些设想的提出者本人都对此感到疑惑。谈论俄罗斯即将到来的民主化的声音减弱了，谈论一体化的声音同样如此。正如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所指出的那样：“莫斯科已经离开了西方的轨道，并且开始‘自由飞翔’”。中国继续将自己融入到全球经济秩序中去，但是没有几位观察家会谈论其政治自由化的不可避免性。在领导人始终坚持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因此现在人们在谈论一种“中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增长能够并存。俄罗斯的领导人也喜欢这种模式，尽管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增长似乎依赖于无穷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直到现在，自由西方的战略才开始试图将这两股力量纳入到国际自由主义秩序中去，试图驯服它们，并使其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变得安全。但是这种战略寄望于他们向自由主义社会渐进、稳步的转轨。如果相反，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坚强支柱，长期坚持甚至不断壮大，那时就无法指望他们接受西方关于人类向民主进化和专制主义统治将终结的观点。相比较而言，他们更有可能遵循专制主义的习惯去行事：为了他们自身长期生存的利益而抵制自由主义的干扰。

通过这种小的、但是有启发意义的方式，我们说明了俄罗斯和中国为什么会在苏丹和伊朗等国家阻止自由主义西方对这些地区施加制裁的努力，以及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接受不同的独裁者来对全球自由主义共识进行挑战。通过简单地将其与对原料的狭义兴趣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中国需要苏丹和伊朗的石油，而俄罗斯希望从武器和核反应堆的销售中获得数以亿计的美元。但是在他们的决定中不仅仅涉及狭隘的自利主义。保护这些政府不受自由主义西方的压力反映了他们作为专制主义的基本利益。

这种利益很容易理解。设想制裁的问题。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所解释的，“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我们通常难以做出制裁的决定，无论是对这个个案（苏丹）还是其它个案”。他们可能确实如此，自从17年前他们遭受了自由主义世界强加的制裁之后。中国可能会将国际社会完全带到制裁话题之外。俄罗斯也是如此。他对制裁苏丹的反对立场“并不是真的因为苏丹”，帕维尔•巴夫（Pavel Baev）指出，他“是采取了反对制裁的立场……来完全减少联合国针对绝对少数来使用这种手段”。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欢迎自由主义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主义政治的努力，至少是在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他们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反应是敌视和怀疑的，这可以理解。西方自由主义者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剧变视作是朝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不规则演变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并不将这些事件看作是自然发生的，而视作是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世界其它地区，策划用来提高西方影响力的西方背景的政变。

他们错了吗？乌克兰成功的自由化可能不会是得到西方民主政治促进和支持的，而是以该国加入北约和欧盟为前奏的——简而言之，是西方自由霸权的扩张？正如特列宁指出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正十分认真地为‘乌克兰战役’做着准备”。同样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总统离开白俄罗斯权力宝座将会推动明斯克进入乌克兰－欧洲－大西洋的发展道路。

正如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发生冲突的年代一样，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让人切身感受到这些利害冲突会将双方都吞没。因此，中国自然担心在与美国的对抗过程中要保护石油供应。于是他们寻求与苏丹和安哥拉这两个失宠于自由主义西方的国家的政府，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以及缅甸政府改善关系，以换取港口设备。他们还一直在为联合国的投票做努力，以抵制台湾和日本，这样他们就可以向诸如津巴布韦的罗伯特• 穆加贝，另一个自由主义西方不满的独裁者这样的领导人献殷勤。尽管欧洲自由主义干预者例如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批评中国想要“为那些否则可能会很容易受国际压力影响的独裁政权提供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和武器”，我们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一个独裁政府会牺牲自己利益来加入西方对另一个独裁政府的谴责中去吗？

欧洲应该“感激”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忠实地支持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坚持所有的国际行动都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目的是破坏国际自由主义的其它主要目标，例如提高人权，有时对压迫他们的政府进行反抗。因此当美国和欧洲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规范”来准许对科索沃、卢旺达和苏丹进行干预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利用他们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防止这种规范的“演变”。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世界是复杂的，它不仅仅可以被分为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简单的摩尼教斗争。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天然的盟友。两国都需要进入自由主义西方的市场。两国也都与西方自由力量拥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作为独裁政府，他们确实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与其它独裁政府一起。在自由主义似乎正在扩张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在包围之中。如果作为响应，出现一个受到莫斯科和北京全力维持和保护的非正式的独裁者的联盟，那么任何人都不要感到惊讶。问题是美国和欧洲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不幸的是，基地组织可能并不是自由主义在今天所面临的唯一挑战，甚至不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