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中国目前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在积极购买全球资产。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赶超美国。

但是,这种情形并不会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在近期内就能变成现实――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将最早发生于2040年,甚至2050年。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应努力试图阻挠中国获取美国资产和进入美国市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应该与中国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高度集约化和高度灵活性的国际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发展的步伐,也让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然而从目前的情形看来,华盛顿的政策界大多不赞同这种观点。IBM公司将其旗下的个人电脑业务转售给中国公司,中国也曾经准备收购美国的家电巨头 Maytag(美泰)公司和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忧虑进一步夸大。另外一些担忧则集中在中国目前所拥有的7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其中大部分用于买进美国国债。

其实,跟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威胁比起来,这些担忧更多的是出于我们自身的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这些挑战大多仅限于国内范围之内。而且,那些试图通过建造美国的“万里长城”来抵御中国影响的人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危害及美国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在促进中国政治改革方面也将收效甚微。

事实上,中国是否有能力使其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中国的人均消费开支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那些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将会超过美国的人们应当考虑其他的选择。如果中国未能成功完成其市场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将沦落为亚洲“病夫”,将会陷入该地区的有组织的罪犯的统治,并且将会引发后果严重的难民问题和移民潮。

在当今世界,由于争夺紧缺能源而引发日益严重的外交危机,甚至导致军事摩擦,而中国极有可能成功崛起,所以有人认为美国应当阻挠中国在目前情形下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会冒险重新回到19世纪末期的全球化模式――全球主要大国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来努力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矿产资源,先进技术和信息资源。在历史上,这种模式曾直接导致战争的发生。但是当前的模式并非建立在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势力范围为依托。通过经济封锁和排外保护手段来维持早已过时的价格优势,无论是对于美国的民众、工业还是能源消费者来说,都只会导致破坏性的报复措施和军事紧张。

我们应当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来吸收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活力,这是我们当前的权宜之计。中国对于紧缺日用品的急迫需求将不可避免地抬高全球商品的价格。然而,高涨的价格也会引发一系列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发展――开发利用新能源,加快研制可替代性能源,节能领域的突破进展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所有民族都共同面对同样的变化,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将决定谁能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正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外交姿态的时候,中国也面临着来自国内的挑战,其中大部分挑战自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而且问题的压力比较巨大,这使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其中最为严峻的一项挑战便是扭转国内工人的断层,取消长期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促使工人从事稳定系数比较低的职业,鼓励自食其力,或者提倡劳动力迁向新兴的城市。在1997年至2004年间,在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大约有5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而同时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群众激愤,社会关系紧张,游行和骚乱。

与之同时,大约有2亿农民从边远的内地移居到了城镇和沿海区域,从事一些非农业性的工作。他们为获得工作和住房展开的竞争将是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的一个长期诱发因素。同时,对于农业用地来讲,大量的农业用地流失被用于非农业性投资,这种情况也常会引发地区性的不稳定。

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转型任务还相当艰巨,发展的道路上也是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每年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示威游行已超过5万起,并且其中一些规模较大且伴有暴力。根据这个概率统计,也就是每天的次数超过100起。其中一部分游行是工人为了抗议拖欠的工资,简陋的工作环境和设备条件所组织的。利益的驱使同时也加重了污染和环境的恶化。如何处理好市场改革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将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应当对此负责吗?中国共产党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由于他们对外界批评所做出的反应过于僵硬固执,而政府如果以此类步调力图实现一些转变,那么不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无法避免类似的紧张状态、游行和暴力。采取较为缓和的经济改革步伐也许能够减少所引发的暴力,但是同时也会减缓消除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在中国国内,由于一些事件中的地方性腐败更进一步激起人们的怨愤。尽管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逮捕和惩治腐败官员,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继续推入一些新领域,则必然会招致那些失去他们先前的既得特权的人们的怨恨。

中国当前的国内政策正是针对其中一些迫在眉睫的挑战。尽管在司法机制和法律程序改革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这一进程却显得过于缓慢,道路依然漫长,且改革之路也因合格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匮乏而受到阻碍。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可以依助法制要求获得赔偿。普通公民也能够起诉政府官员,尽管大多数案例都是通过庭外协商“解决”。游行和抗议已成为人们求得援助的一种途径。中国政府部门通常通过和平方式平息大多数游行和抗议,并采取积极的反应措施来抚慰怨愤。而那些组织者和领导者,尤其是在那些带有暴力性质的游行和抗议中,通常被逮捕。

另一挑战――基础设施投资也体现了以市场为导向而产生的紧张状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猛发展,随之而产生的是对公共交通、办公空间、住房、水源和废物处理需求的急速增长。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目前仅达到人均1000美元,因而税收和国家财政收入还不宽裕。中国为解决资金短缺所采取的途径便是通过向银行和其他保证金抵押机构筹措所需资金,并由政府出面担保用国家未来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偿还这些贷款。美国的自由市场金融家们却将这种政策举措视为一种灾难。其实,这种措施正是通用的东亚模式,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曾在短期内采取过此类举措。

参与分享世界资源也是中国市场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就像对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信息和技术工艺的需求一样,能源供应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难题。由于中国大量吸引外来投资,其开放程度也是亚洲其他各国所无法达到的,这种政策有助于满足上述需求。同时,收购国外公司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是,在这一点上,随着中国的日益壮大,中国的转型也开始侵犯那些发达的工业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权。

如果美国阻挠中国实现当前的这些转型,那么这种做法将会降低中国的信心,即对依靠公平的全球市场规则来解决国内问题的信心。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粮食问题。除了种植粮食作物以外,中国广大农民必须通过丰富农作物的种类来增加收入。谷物是中国单一主食,但是农民种植谷物却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如果中国认为依靠粮食进口来满足其食物需求的做法是安全之策的话,那么农民将能利用他们的土地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和相关产品,比如蔬菜、油类作物、水果、肉类、乳制品和鱼类。到时美国也能够向中国出售大量粮食。但是,中国却意识到了危机感。中国领导人担心其粮食供应源被切断或者遭受封锁。正是由于此类原因,中国还并未出现农村中产阶级,而且也损害了美国的农业利益。|

美国并不注重评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而是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治领域。在这一点上,人民币汇率问题颇具代表性。那些美国政治家对于目前的经济衰退中出现的制造业失业问题十分敏感,并谴责中国应对此负责。而实际上并不必担心,中国去年的贸易总顺差(与全球范围的贸易伙伴)仅占美国同期贸易逆差的8%,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欧元区、日本及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亚洲所占份额分别达到26%,21%和19%。新加坡和印尼这两个姐妹国家去年的贸易顺差之和也超过了中国。但是却没有人指责这些国家造成“全球不平衡”。中国却成为饱受攻击的对象。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被赋予外汇储备来源的形象,并当中国竞标收购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时,这种观点也歪曲了人们的看法。其实,造成美国大额贸易逆差的真正根源是欧元区和日本的贸易顺差。但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国却不是。因此,在最近关于中国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上,又响起了一些反华言论,这些明显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且有悖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潮流。有位议员甚至发出此类疑问,即优尼科收购案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朝着武力控制中东的主要油田和控制世界油价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真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中国收购美国公司的打算,而是类似耸人听闻的托辞。

面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美国的权宜之策便是在共享的贸易原则和规程基础上积极欢迎中国的发展。与之同时,面对着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如果美国也努力想提高其本国生产力和增加劳动者收入,那么必须加速其国内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