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大力施压中国参与军备控制,另一方面却让美国退出重要的国际军控机制,造成了盟友和国际社会的不满,降低了自己在国际军控领域的声誉和领导力。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减轻了中国的压力,给中国提供了灵活的政策空间。与之不同,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对军控理念更为推崇,会采取比前任政府更务实理性的军控政策,并加强与国际盟友的协调合作。同时,美国国内府院和不少国家发出了希望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军控合作的声音。这种态势意味着中国越来越需要在军控政策上有新的动作,主动回应国际诉求,积极塑造国家形象。

军控的内在需求

赵通
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More >

除了上述外在因素,中国更面临着系统性思考军控问题的内在需求。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军事现代化工作取得了快速和长足的发展。核力量的全面提升是其中的显著代表:从单一依赖陆基核力量到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壮大,从较低生存性的井基液体洲际导弹到高机动性、反应快速、高生存能力的各式新型核武器平台,从突防能力薄弱的单弹头导弹到具备多弹头和各种突防装置的杀手锏武器,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获得了质的跃升。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老百姓对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的期待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正受到更多客观压力和挑战:国际经济环境不如之前友好,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化势头受挫,国际供应链的重构可能带来深远影响,世纪疫情也将给国内外经济的基本面造成较长期的冲击。新的挑战下,老百姓对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的巨大需求凸显。年轻人群受经济负担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进一步加剧各种民生和社保支出需求。无论是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繁荣稳定、还是从对人民最根本利益的维护来看,科学合理地处理军备发展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关系都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鉴于苏联因为过度发展军备而加速其解体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希望避免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去。在核力量方面,中国也长期强调绝不参加核军备竞赛。总的来看,中国避免军备竞赛的愿望是明确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很少有国家是自主有意参与军备竞赛的——大多数国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知不觉陷入其中的。已经参与到军备竞赛中的国家大多以为自己仅仅是在应对外界的威胁,并非主动进行竞赛,然而事后看来,其军备投入已超过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中国财政部在2020年公布的预算报告中指出:中央本级支出预算将下降0.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下降13.3%;外交支出下降11.8%;教育支出下降7.5%;科学技术支出下降9.1%。[1]同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0 年公立医院的预算同比 2019 年的执行数减少了 29.11%,其中公立综合医院 2020 年的预算数比去年下降了 41.8%。[2]在中央保民生、兜底线的要求下,这些领域出现的投入降幅是显著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年度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的国防支出增长了6.6%。[3]

从国际经验来看,每当国内民众对民生需求增大时,军备发展和经济民生投入的比例是否合适的问题就会被重新审视。对此问题的客观、深入讨论是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措施之一。不少国家的学界、政策研究部门、乃至媒体长期以来对军工复合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保持着充分的警惕,并呼吁对其进行严格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军工复合体推动军备扩张的自利性倾向不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决策、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中国的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也应该对此及相关问题予以关注。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高端军事技术的投入会推动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因此这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不矛盾。确实,军事技术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和技术进步可能逐渐外溢到民用领域。但这种外溢的速度、效率和最终效果值得深入研究。如果直接投资进行重大民用领域的科研创新,是否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对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更大,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检验。从历史上看,如果大力投资军工行业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方式,那么苏联经济的没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动荡便不会发生了。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最大障碍是部分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化解这一困境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关键是深刻批判“国强必霸”的观念。与批判这种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网友表现出的“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的庸俗视角以及部分非专业人士所提出的核武库越大越受国际尊重的霸权主义逻辑。这些观念的鼓吹者为中国政府长期批判的强权政治等腐朽思想张目,违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国际新风尚的国家愿景,为中国和平崛起带来阻碍。

核武库越大越受国际尊重的看法与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社会期许均不相符,也与中国建设精干有效核力量的总体战略相违背。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则为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军控合作模式提供了指引。追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意味着对“强权即公理”思想的否定,也意味着对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的肯定和重视。国际军控合作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为推动国际共识、打造公平公正的国际安全秩序提供支持。

从稳定中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的上台为两国通过军控合作管控和提升双边关系提供了机遇。拜登及其团队在理念层面上认同和推崇军控合作,不像特朗普政府更多地把军控作为施压的手段。在军控问题上,拜登和奥巴马的思想一脉相承。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在战略安全、军控和维护战略稳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扭转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一些负面影响。拜登政府将为中美在这些领域重启合作带来类似的新机遇。

鉴于各种因素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中长期趋势。但战略竞争也有一些底线和红线不能突破:避免常规层面的军事摩擦升级为核战争和避免两国重蹈美苏冷战覆辙并陷入危险昂贵的核军备竞赛,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通过军控合作,避免核武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而导致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是两国政府共同面临的历史责任。军控合作也从不意味着单方面妥协,中国有机会在以下领域积极引导军控对话向着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中美双边战略稳定的方向发展。

深化对话,化解误解

中美之间没有固定的官方层面核事务对话,之前最重要的一项非官方层面(1.5轨/2轨)对话机制也随着双方政治关系的恶化于2020年中止。固定对话渠道的瓦解给中美核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之前有限的对话渠道尚不能充分解决基本的政策误解问题,双方对彼此核政策的误解仍然经常发生。而现在在完全没有固定对话渠道之后,各类误解可能更加容易出现、甚至升级。这将最直接地消耗双方的战略互信,加深核领域乃至战略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

例如,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加重视加强核力量,这往往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在进一步寻求绝对安全、强化“霸权主义”。这种解读是否符合美国自己的内部认知呢?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NPR)明确指出,美国核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慑止对手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和非核战略打击;如果慑止失败的话,再考虑使用核武器以减少美国自身损伤。总体上看,这基本可归为防御性核战略的范畴。在一些具体政策层面,美国确实加强了核武器的作用,尤其是更加重视小当量战术核武器的作用。然而,美国的意图是否像部分中方专家解读的那样,要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强化核实战能力、并寻求在常规战争中先发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器呢?对此,NPR以及美国其它战略研究报告解释得是比较清楚的:美国做出这些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是其认为其它核大国在过去几年中继续大力加强核力量、快速进行核武器的更新换代、并表现出要在常规战场上失利的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扭转战局的意图;尤其是俄罗斯正越来越依赖以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方式在常规战场上确保优势。在这种判断下,美国认为自己需要有相应的小当量核武器能力以让对手明白:美国将对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对手进行同样的回应。在美国看来,这一做法是为了慑止俄罗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冲动,从而帮助提高核战争爆发的门槛、阻止核战争的爆发。这与中方所理解的美国在寻求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正相反。这是中美双方对彼此核政策的理解具有严重分歧的一个例子。

客观上看,美国的这种受害者心态在核大国的互动中普遍存在:俄罗斯认为自己强化核力量、发展各种新型核武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导弹防御及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的威胁。中国同样认为自己强化核力量是为了抵消美国寻求单边核优势的努力。而美国又将俄罗斯和中国的核力量提升解读为进攻性的核态势,从而决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核力量以应对。抛开俄罗斯不谈,中美之间错位的相互威胁感知是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核政策的最重要原因。缓解中美在核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需要从承认和化解双方对彼此核政策的错误感知这一根源问题入手。为此,开展全面深入的核政策对话很有必要。

在维护战略稳定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方面推动共识

中国一直非常重视中美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关系的维护和彼此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愿表达。[4]在中方看来,在核武器层面上确保相互摧毁意味着相互威慑关系的确立,从而保证任何一方不会轻易使用核武器。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则进一步明确任何一方不主动挑起核战争的政治意愿。这两者均反映出中国通过稳定的核关系为双边整体关系托底的愿望,也是中国衡量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明确提出希望与中国建立与维护“战略稳定”关系,这是美国政府迄今对双方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做出的最明确承诺。以“战略稳定”关系代替更直接的“相互确保摧毁”关系也增加了其在两国国内的政治接受度。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对此承诺的支持上有所倒退,但拜登政府有可能在此问题上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在不首先用核武器问题上,拜登本人有过长期关注,认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价值,并表明要积极推动“唯一目的”(sole purpose)政策。所谓“唯一目的”,是指把核武器的唯一目的限定为慑止其它国家对美国使用核武器,这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已经非常接近了。综合来看,中国有希望在维护战略稳定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方面推动拜登政府做出积极表态,并通过官方互动巩固成果,为双边核关系的长期稳定打下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虽然在推动与中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和不首先使用政策方面有更积极的政策倾向,但其推动相关政策的努力也面临巨大掣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部分北约和亚太地区盟友的抵制。在亚太地区,日本等盟友认为,如果美国正式承认与中国在核层面达成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则意味着不论本地区发生多么激烈和严重的常规战争,美国都无法、也不会使用核武器予以干预。而这些国家认为他们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中国日益显著的常规军事优势。在它们看来,中美在核层面的稳定关系可能导致日本等盟国在未来的常规战争中被中国的常规军事优势碾轧;而中国了解美国无法通过核武器对中国有效施压后,也可能更无所顾忌地在本地区采取常规军事行动。于是,核层面的稳定可能带来常规军事层面的不稳定,这种担忧被学界称为“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是导致美国盟友反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并反对美国实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曾努力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结果以失败告终,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受到来自盟友的较强烈抵制。

由此来看,即使美国政府本身愿意推动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和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种积极意愿能否转化为切实成果,还取决于美国盟友的配合。对于中国来说,仅仅向美国施加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针对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做工作。然而,在美国盟友最担心的中国常规军力方面,中国的调整余地不大。尤其是中国具有明显优势的各类陆基常规导弹,被认为对维护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很难想象中国会对这些常规军力的发展进行实质性的自我限制。但是,不对军事力量本身设限不意味着不能对相关军力的使用方式进行自我约束。正如中国的传统军控政策所强调的那样,中国虽然难以在军事能力方面进行公开透明和数量限制,但是在战略性军事力量的部署和使用政策方面展现了相当程度的透明度和自我克制。这种军事行为领域的军控(与之相对比的是军事力量领域的军控)反映了中国的军控特色,也可以被应用于化解美国盟友的安全焦虑。

具体来看,中国与美国亚太地区盟友之间产生军事摩擦的最大可能因素是彼此之间尚未解决的领土(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纠纷,包括在南海和东海等地。对此,中国可以向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做出政治性承诺——不诉诸武力方式解决领土纠纷,以换取这些国家不再反对中美之间建立战略稳定关系和美国采取“唯一目的”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种政治性承诺与中国长期的外交政策完全一致,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中国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5]在国防力量和综合实力不够强大的过去,中国已经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在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今天,没有理由质疑中国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剩余的领土纠纷问题。因此,中国可以积极地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就以上提议进行磋商。这既可以维护中国在本地区的领土和安全利益、增强中国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又能够推动中美之间战略稳定关系的确立、推动美国向着“唯一目的”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方向做出积极表态,进一步维护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中美在战略稳定关系和不首先使用政策方面进一步凝聚共识,也为两国开展平等互利的军控合作创造了条件。

管控核升级风险

防止常规战争有意或无意地升级为核战争,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广义军控的重要内容。学界正关注中美核升级风险中的两个现象:一是“基于预警发射”(Launch on Warning, 缩写为LOW)政策及其争论,二是核常交缠(entanglement)现象。

“基于预警发射”是美苏冷战高峰时引入的做法:为了保证在对方突然发起全面核打击的情况下己方仍有足够的核武器生存下来并能有效进行核反击,当时的美苏采用了只要预警系统发现对方的导弹发射、不等其导弹落地就直接发射己方的核武器进行报复的战术。今天,“基于预警发射”的做法在美国国内外广受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可能错误地引发核战争。如果预警系统的卫星、雷达、计算机和通讯系统出现技术偏差或人为失误,导致其在敌方并没有发起核打击的情况下发出错误或不准确的预警信号,将引发完全不必要的核战争。历史上,美俄两国都出现过严重的虚警事故,造成了重大风险。事实证明,预警系统的技术可靠性难以得到完全保障。在冷战极端对立的情况下,美苏也许有承受这种重大风险的必要。但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并不面临随时遭受突然核打击的危险。相反,中国与其它有核国家的安全关系都是较为稳定和可控的。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总体安全环境将继续改善,面临的核威胁将继续减小或变得更加可控。21世纪的今天,中国没有必要继续按照冷战时期的安全局势去考虑核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将自己置身于“基于预警发射”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下。

况且,在“基于预警发射”的作战模式下,最高决策者在得到预警之后只有短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对形势做出判断并决定是否立刻进行核反击。这个决策过程时间之短暂,使得最高决策者很难从容地获取信息、判断局势、征询专业意见、并在领导层内部进行必要的意见协调,而其决策后果却可能直接导致核战争的爆发甚至影响国家的生存。相信任何国家的决策者都不愿意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之中。

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中国可能采纳“基于预警发射”政策表达了重点关注。这源于美国认为中国在扩大发展和部署多弹头井基洲际导弹。这种导弹生存性弱,但先发制人打击潜力大,更符合“基于预警发射”的作战模式。同时,中国的一些军方学者在发表的著述中对“基于预警发射”的概念表现出兴趣,一位退役的前火箭军高级研究人员宣称中国已经具备“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6]然而,这些推测和非官方消息可能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实际政策并不相符。中国政府一直对美国“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和相关政策持谴责态度,认为其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威胁。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出席2019年北京军控研讨会时再次郑重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放弃预警即发射等政策。[7]

中国这种负责任的表态为中美合作处理相关的核升级风险提供了机遇。在两国将来的军控对话中,中国可以提出以承诺不采纳“基于预警发射”政策的方式换取美国逐步放弃其“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及相关政策。这种姿态将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核武器国家积极降低核战争风险的形象,在中美军控交往中占据主动。在更理想的情况下,俄罗斯等其它核武器国家也可以加入中美两国,将摒弃“基于预警发射”政策作为多边核军控对话的重要内容。

核常交缠问题也是引发学界对中美无意核升级担忧的另一因素。从核武器的出现开始,核武器国家就面临着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如何协调使用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在NPR中就提到要“加强核和非核军事规划的融合”。随着新兴常规军事技术和作战模式的出现,核常结合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其复杂性也不断提高。其中,核常交缠就是一种特殊的核常结合形式,它意味着核武器系统和常规武器系统共享部分组件:包括核弹头和常规弹头共用一套运载和发射装置,乃至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共用部分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信息体系等。

然而,核常结合并非越无缝衔接、越高度融合越好。高度的核常结合可能会带来核常交缠问题,引发误判和提升无意核升级的风险。本质上看,常规武器是实战性武器,要随时准备投入战场使用;而核武器是战略威慑性武器,目的是要慑止对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自己也不必使用核武器。实战和威慑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意味着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需要保持足够明确的界线。以美国为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一直较为重视维持这两种武器之间的相对界线。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方曾考虑把战略核潜艇上的部分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替换为常规弹头,这样一艘同时搭载有核和常规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就可以执行更多、更灵活的军事任务。然而,这样做会引发对手的误判:如果美国向俄罗斯发射装载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俄罗斯的预警系统恐怕无法判断其携带的弹头是何种属性;在此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担心美国发动的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立刻对美国进行核反击的话,美国就会因为俄罗斯的误判而平白无故地遭受核打击,乃至引发大规模核战争。为了避免这种误判导致意外战争升级的风险,美国最终决定放弃对其战略核潜艇的部分导弹安装常规弹头的想法。多年来,美国试图避免发展和部署核常一体的武器系统,以确保对手能够正确判断美国具体武器系统的核常属性。美俄两国的核军控和裁军条约中,也有具体规定要对核武器系统进行与常规武器系统有明显区别的标识。

这类问题和相关的应对措施值得所有核武器国家研究。中国近年来发展和部署的部分新型导弹,例如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按照官方媒体的表述,具有“核常兼备”的特征,可以根据需要为同一弹体安装常规或者核弹头,从而更灵活地发挥军事效能。[8]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核武器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相互协调是否意味着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要向着一体化、集合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如果引发意外核冲突,会如何影响本国和对方的安全利益?在中美双边或者类似于五核国会议这样的多边场所,相关国家的核问题专家和军控问题专家可以就核常交缠问题对危机稳定性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他们也可以对自己国家已经或正在采取哪些措施缓解交缠问题带来的核升级风险进行相互介绍和交流。这些对话可以为各方建立共识、分享经验、探索应对措施打下有益基础。

此外,以美、俄、中为代表的军事大国都在积极进行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核常交缠问题如果出现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将会引发尤为突出的误判和战争升级的风险。这是由于高超音速武器不仅飞行速度快、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短,而且现有的预警雷达难以持续追踪,其可以在飞行途中通过机动不断改变方向,又增加了打击对象和打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如果核常两用的高超音速武器得到开发和部署,那么相比核常两用的弹道导弹,其将给对手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过激反应的风险。目前,除了美国明确将高超音速武器限定为常规武器平台,[9]其它大国均没有对正在开发和将要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常属性进行系统性澄清。这给未来的危机稳定关系带来了挑战,但也为军控对话提供了一项实质性内容。中美之间可以在双边或多边平台就此问题组织专家对话,争取在核常两用高超音速武器尚未开发和部署之前就对其风险达成共识,讨论对互不发展核常两用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政治承诺的可行性,或共同探索其它缓解误判和升级风险的措施。

应对新兴军事技术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新兴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核大国之间维护传统的战略稳定关系带来了根本性挑战。冷战时期产生的战略稳定概念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力量相互制衡。冷战时期,一方的核武器基本上只面临对方核打击的威胁,核武器的生存性比较容易得到保障。换句话说,敌对双方只需要计算彼此的核武器数量和爆炸当量就可以大概了解己方核力量的生存和反击概率。当下,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则使核武器面临不断增多的非核军事技术的威胁:导弹防御和常规精确打击武器都可以削弱对方的核反击能力;网络武器可能威胁对方的核指挥控制系统;先进太空侦察能力、无人技术和人工智能也可以被用于发现、定位、追踪、甚至是打击对方的机动核武器平台。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要想维护“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力量关系,就必须不仅就彼此的核力量规模达成共识,还需要就彼此的导弹防御能力和规模、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的能力和数量、可以影响核指挥控制系统的网络技术、太空军事侦察和打击能力、乃至有关的无人军事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能力达成全面的综合性协议,而这是极为难以实现的。单就导弹防御一项,中美就在关于美国应该部署多大规模、何种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合理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事实上,单就一部萨德系统的雷达能力问题,中美之间就出现了未能逾越的鸿沟。由此可以想象中美就复杂的导弹防御问题达成全面共识的难度。与可以计量的导弹防御和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相比,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就更加看不见、摸不着了。中美两国就上述所有军事能力的发展程度和部署规模达成全面军控协议的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来看,中美两国都在大力发展新兴的非核军事技术。这些军事技术的巨大潜力使得双方都缺少足够的进行自我约束的意愿。等到这些技术发展成熟、甚至装备部队之后再对其应用进行限制、对其数量进行削减将会更难。同时,鉴于核武器的重要性,凡是涉及新技术对核武器生存性和有效性产生威胁的问题,各国都倾向于使用最坏情况假设,这更导致对立各方难以就其具体影响达成基本共识。以导弹防御为例,美国认为不会对中俄的战略核武器造成实质性影响的美国反导系统,往往被中俄认为具有严重威胁。这种评估差异随着新兴技术种类的增多和水平的发展恐将不断扩大。总的来看,这些新兴军事技术的全面发展使得衡量“相互确保摧毁”核力量的标尺变得空前模糊。在缺乏具体衡量标准的情况下,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维护将变得越来越无从下手。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深入考虑如何面对客观技术发展给中美战略稳定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如果在评估己方核武器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情况下一概使用最坏假设,那么即使不断扩张核武库,恐怕也很难达到确保威慑的要求。从根本上看,这不是我国核武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问题,而是衡量核武库规模的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简单答案,但却直接关系着我国未来核武器现代化的总体规划。目前除了保密的政策部门外,学界似乎还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

此外,在中国最为关注的导弹防御等问题上,依然存在通过对话促使美国认真回应中方关切的空间。笔者之前的研究文章对中美两国可以在此领域采取哪些措施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10]在此不再赘述。

从国际军控的角度来看,中美在一些具体的新兴军事技术领域存在通过合作管控其负面影响的必要。出于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担忧等原因,中国据称发展了一些反卫星技术,以制衡美国的太空军事优势,并确保中国战略核反击能力的可靠性。由于美国也具备相当的反卫星潜力,中美之间在此领域内形成了基本的相互摧毁能力,并因此形成了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基于动能碰撞杀伤原理的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一旦被使用,其产生的大量碎片将成为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各类民用卫星和飞行器,破坏人类对太空进行和平利用的能力。如何对反卫星武器进行合理的管控,就成为国际军控合作的重要课题。根据国外专家的分析,除了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之外,中国也逐渐发展出了一些软性的反卫星技术,包括通过电磁、激光、共轨卫星等技术手段,在不会产生太空碎片的同时破坏对手卫星的正常功能。[11]对于中国来说,这些软性反卫星技术更具实用性,不用背负破坏人类太空环境的恶名;而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更像核武器,虽然杀伤力显著,却不太能实际使用,更多地扮演战略威慑的角色。另一方面,美国本来便对部署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有所犹豫,在开发软性反卫星技术方面也不存在根本性障碍。这样的共同点为中美两国通过军控对话来探讨禁止试验或者使用会造成太空碎片的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带来了机遇。在对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威胁最大的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和使用进行禁止后,中美两国仍可依靠各种软性反卫星技术对对方的太空军事能力进行制衡,从而维持现有的相互制约关系。中美之间的这种军控合作也可以拓展为多边军控模式,将俄罗斯等其它具备相关能力的国家纳入进来。这样的做法既促进了大国战略稳定,又维护了人类共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将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

探索对中国有利的创新型军控模式

军控本身并不具有绝对损害或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属性,关键是中国学界要提出公平、公正、维护中国利益的具体军控模式。由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与美国(以及俄罗斯)存在较大的数量差距,创新型的军控模式需要能够合理地解决这种不对称性。考虑到美国(以及俄罗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和中国在陆基中程和中远程导弹领域的各自优势,一种可供探讨的思路是将这两大类武器结合起来统一处理。换句话说,可以为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射弹道导弹(SLBM)、战略轰炸机(strategic bomber)和陆基中程、中远程导弹这几种武器的发射装置(launcher)设置一个总的限制。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目前中国和美国(以及俄罗斯)所拥有的这几种武器的发射装置的总数很接近,基本可看作数量相等。[12]这为中国提供了以平等地位参与军控合作的可能性。二、中国和美国可以充分根据自己的国家安全需要,在设置的总数内灵活决定如何分配不同种类武器的具体数量。比如,中国出于捍卫领土完整的需求,可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大)其陆基中程、中远程导弹发射装置的规模;而美国可以选择继续维持庞大的战略核武器库,但如果它希望部署一些陆基中程、中远程导弹的话就需要对其战略核武器数量进行限制和削减,以保持总数符合要求。因此,这种模式不会严重影响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三、总数设置在什么位置,完全由相关国家根据自身需求和外在安全环境商讨决定。如果一开始中美双方互信不足,进行深度军控的条件不具备,那么完全可以把总数设置在高于目前双方的实际能力范围之上。这相当于为双方未来能力发展的规模设置了上限,不会马上对目前的军事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双方仍可在约定范围内继续扩大部署。而且这个上限的具体位置也由双方商讨决定。即使上限设置得很高,这种协议也依然具有增进互信的政治意义,表达了双方都会克制发展相关装备的积极态度。如果条件具备,双方也可以把总数设置在与目前双方的实际能力齐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此军控协议就变成了一种冻结协议,力度比设置发展上限更进一步。在最激进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总数设置在低于双方目前实际能力的适当水平。此时,这个军控协议就成为了一种军备削减协议,削减力度由双方安全需求和彼此安全关系的好坏来决定。总的来看,这个模式为双方灵活选择合作方式和程度提供了便利。四、这种军控思路重点关注战略武器的发射装置,而不是导弹,更不是弹头。发射装置体积大,目标明显,如果双方有意进行核查的话也便于核查。而导弹和弹头的技术敏感性更高,确保透明和核查的难度更大。尤其是弹头,又涉及到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等不同属性,甚至多弹头、单弹头、真弹头、诱饵、突防装置的区别等问题。所以针对发射装置的军控模式更有利于互信程度不高的国家之间进行初步的军控合作探索。不针对导弹、也不区别弹头属性的特点将大大降低暴露敏感军事信息的风险。五、正如上面提到的,俄罗斯目前在这些武器发射装置的总数方面与中国和美国也很接近,因此,中美可以就此模式进行单独的双边探讨,也可以与俄罗斯一起进行更广泛的探讨。俄罗斯在军控领域的实操经验比中国丰富,其战略安全关切又与中国有颇多重合,中国如果选择与俄罗斯一起就此问题与美国对话,可能会比单独与美对话更有优势。此外,考虑到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国家身份,这两个国家也可以被邀请加入此类协议。由于英法并没有显著增加相关武器的需求和计划,它们的加入将更多地传递出对多边军控的象征性支持。

以上提到的这种军控模式,只是在理论和学术层面针对中美能力不对称问题提出的一种应对方案。中美之间可以探索的创新型军控模式很多,而上面这个例子只是很多可行性方案中的一个。毫无疑问,这个方案也仅体现了一个学术人员的研究性思考,本身并不成熟。它的目的在于引发更多专业人士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态度对这些具体方案进行系统性研究和讨论。军控问题涉及复杂的专业性技术问题,专家群体担负着独特的使命。哪些军控模式可以有效维护中国的利益、降低对手的安全威胁、提供公平公正合理的参与平台,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专业性意见。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竞争的危险性和成本上升、中国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现有国际安全机制面临挑战、国际社会呼吁大国领导力的今天,中国与美国乃至其它大国之间的军控合作有可能为缓解这些重大安全难题提供积极选项,值得专家和决策者们的充分重视。

注释


[1] 财政部《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5月22,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5/30/c_1126054029.htm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部门预算》,2020年6月11日,http://www.nhc.gov.cn/caiwusi/s3574/202006/e76c3fcb808f4305a5cea5ab1ad030ff.shtml;刘海涛:“国家卫健委公布2020年预算:公立医院预算下降近4成”,雷锋网,2020年6月16日,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6/my37tBq7woaEfSp7.html

[3] 财政部《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5月22,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5/30/c_1126054029.htm

[4] 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指相对的核武器国家双方均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双方在经受对方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之后都具备足够的核力量实施报复并能够给对方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在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形成之后,由于担心对方的核报复,任何一方都不再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强烈动力。

[5] 温家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6月28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gyzg/t140891.htm;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4-07/09/content_32902379.htm

[6] “核战略专家杨承军:不宜在网络上炒作涉核问题”,凤凰军事,2020年5月12日,https://ishare.ifeng.com/c/s/7wRF4ea00Qk

[7]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风险——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第十六届北京军控研讨会上的讲话,2019年10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708323.shtml

[8] 王长勤,方光明:《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东风-26弹道导弹》,《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23日,第9版,http://zqb.cyol.com/html/2015-11/23/nw.D110000zgqnb_20151123_1-09.htm

[9] 美国空军是否在考虑为未来的洲际弹道导弹保留装备核滑翔弹头的选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10] 赵通,中国应如何推动美国积极解决中方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关切?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2020年9月29日,https://carnegietsinghua.org/2020/09/29/zh-pub-82806

[11] Brian Weeden, (November 2020)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Chinese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 Proliferation Papers, No. 62,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鉴于学术研究目的,这里使用的发射装置的定义(counting rule)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和《中导条约》(INF)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