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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近，我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一题展开辩论。在新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变得更加自信果断，国际国内对此评论不断。我们的辩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

确实，太平洋地区并非一切都好。中日在东海和钓鱼岛的局势正紧；中菲南海争端已经持续两年，仍不见尽头。很多中国人怀疑是否遭超级大国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给了他们确切答案，并且鼓动中国周边敌对国家扩大紧张形势。最近，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部分国家称之为挑衅行为。

米尔斯海默因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闻名。他提出了一个假设：中国这个大国继续崛起，即使不是必然，也有足够几率造成军事冲突。他的预测基于历史先例。他认为，在这个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无序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不对其他国家心存企图，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最大化一个国家自身的相对实力。

美国先取得了地区霸权，由此再崛起为超级大国。门罗宣言首先描述了这一战略。这个年轻的国家逐渐强大，并通过军事手段实行其外交政策，针对的是周边所有国家，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以至整个拉美甚至更大的区域。

接着是不断击败全球挑战者，从德国、日本，到苏联。美国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道路是由数不清的战争铺就的。为了保持全球霸权，美国必将阻止中国主导亚太。而另一方面，中国必然要将美国逐出后院，寻求区域霸权。

在这样分析中，简单地定义美国是主导性超级大国、中国是挑战者，这会使国际关系面向战争，即结果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我同意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假说，但不同意他的预测。就像美国崛起没有走英法的殖民扩张老路那样，中国也会利用不同的战略以获取全球领导地位。在核武器和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得不在崛起战略上有所创新。

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世界传递信息，中国会在未来外交政策上作出战略性变化。1990年代初以来，两个主要原则引领着中国外交政策。一个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

中国对美国及其邻国之间的矛盾持中立态度，甚至有时站在美国一边。这意味着，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独立于世界舞台之上，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完全中立的国家，努力避免制造敌对国家，在美国主导全球体系的阴影下专注于国内发展。

在近期的几次讲话中，习近平描绘了一个不同的战略方向。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将吸引周边国家，慢慢地，他们的利益将于中国的崛起相一致。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友谊。这种变化比它听起来更重要。

在无敌无友的外交政策框架下，中国走了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首要的，凡是对于中国维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助益的国家，除了几个例外，其他所有国家基本上都受到了同等对待。这样的情况再也无法实现。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开始区别对待敌友。对于那些愿意在中国崛起中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中国会让他们从其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

通过将某些国家的激励和中国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中国将寻求同一些重要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我们应当期待，这些倡议能够包含经济利益之外的更广的战略性因素。强大的政治维度是必需的。最终，甚至会延伸到给某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提出三个战略集中领域：中亚“新丝绸之路”，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连接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经济走廊。在这些区域的国家应该期待看到，中国有更大的意愿用实质性的经济、安全及其他利益来保证周边国家的政治支持。

二十多年来，甚至连那些支持中国的国家也不指望和中国成为盟友，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中国不会做出任何结盟承诺。未来，中国会果断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帮助那些支持它的国家。相反，那些敌对国家则将面临更多制裁和孤立政策。

中国的区域新外交政策将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和足够的机会，避免像一个世纪前的美国那样，通过武力获取区域主导权。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很多人说，当今世界事务的主要风险在于，国与国之间完全缺乏互信。我认为，信任不是相对和平环境的先决条件。

自1989年以来，中美就没有相互信任过，并且未来也不太可能互信。但是利益会是中美关系的形成基础。中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世界也有了巨大变化，复杂的利益网络将两个国家连结在一起，虽然不是盟友，但也不会是敌人。

虽然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战略竞争对手，但他们之间仍有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当然还有冲突性利益。这样的复杂性给两国提供了利益一致时积极合作的空间，以及利益相悖时防御性合作的尺度。

中国的崛起也许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事。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其长远影响。军事冲突的风险无疑存在。但至少对下一代来说，和平的战略选择足够了。习近平的新外交政策虽然更加自信果断了，但会让中国走上一条更有利于和平的道路。

本文最初发表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