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确实保持在3-4%之间,那么这必然也是中国GDP增长的上限。
迈克尔• 佩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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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Getty
“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更为积极自信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政策,美国必须制定出一个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战略,来塑造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和多边经济治理。
源文件: 中美聚焦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中国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关注、这样引起争议。对于美国的贸易及美国对东亚和其他地区的联盟承诺,特朗普政府的措施和政策忽冷忽热,这只会在国际秩序更加不确定之际凸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唯有喜不自胜地宣布,中国准备作为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卫士来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缺。随着中国主办国际峰会宣传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好处,上述对比和争议再次充分地显露出来。
然而,在对中国全球角色的改变、特别是对“一带一路”进行大量宣传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却没有答案的问题:美国在更大范围内重塑与中国和亚洲关系的长期战略是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外交政策舒适区越来越关系到“一带一路”等推动经济发展的机构与举措,美国必须制定出一个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战略,来塑造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和多边经济治理。
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我们最近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在一系列问题领域和问题地区,中国最好是被理解为一个规则制定者,还是一个规则接受者呢?基本确定的结论是,在现有国际秩序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实际上更接近于一个规则接受者,而非制定者。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直接彻底推翻管理现有贸易和主权国家关系的国际规则,然其外交政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要以符合中国新地位、符合它眼中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方式,积极塑造中国的经济和安全环境。特别是对包括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在内的邻国,中国正积极谋求通过“一带一路”等各种方式,按照它自己的利益关切影响商业和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退出TPP这类东亚贸易倡议并质疑地区联盟承诺,就未免与中国积极主动的地区与安全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中国不再寻求、或者没有能力取代美国成为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者,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重塑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关系,其方式既要适应中国的新地位和外交激进政策,也要直接制定出策略,确定美国在一个密切关注美中两国动向的复杂而活跃的地区扮演什么角色。
一个出发点就是,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治理这类关系到经济机会与公共产品的重要问题上,重新考虑美国与中国及亚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退出TPP后,美国不能再对地区的诸多挑战和机遇含糊不决,何况中国正在大力打造亚投行等高调机构和“一带一路”这样的区域贸易发展计划。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误导性的敌意,可以并且应该被纠正,美国应愿意在该组织中发挥作用。同时,虽然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将是中国迄今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但它也公开表明,这一倡议并非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要解决这些可能产生误解的问题,对美中两国来说一个场合就是最近重新构建的“全方位对话”,它取代了日益浮夸低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了切实缓解不断加剧的战略对抗,双方领导人必须付出真诚努力,围绕中国主导的开发机构与倡议,去讨论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中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共性。
但美国不应把经济发展的重要战场,包括交通运输与能源基础设施,包括更广的区域经济治理,拱手让给中国的独家倡议。相反,美国必须设法在亚投行这类多边机构和“一带一路”这样的开放式计划中与中国积极合作。在更大范围内,美国应当力求发挥领导作用,以帮助为东亚地区提供一个升级版“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大国和小国提供机会。
如果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确实保持在3-4%之间,那么这必然也是中国GDP增长的上限。
迈克尔• 佩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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