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美之间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战略性核对话，从一轨的政府间谈判到二轨的非政府安全专家交流都有。两国间的战略性核对话极其重要，有助于澄清误解、发展合作。对话的重要性在一些时候得到了明确的验证，例如，在1994—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期间以及1995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期间的对话都体现了其重要性。尽管两国间的对话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两国关于核对话议题和形式的偏好却不断演变、不尽一致，为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现在，美国官方希望在美国国防部与中国第二炮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负责陆基核与常规弹道导弹的部队）之间进行更为频繁和直接的军方高层战略性核对话。在过去的几年里，双方成功地进行了几次互访，但是，美国国防部仍然认为中国第二炮兵不如其期待的那样积极响应。因此，美国有必要考虑为什么二炮有所犹豫以及如何促进与二炮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对中国核科研部门与二炮的相关经历进行比较是有益的，由此可以说明，影响这些单位对核对话态度的关键是它们是否获得了核对话的专门技能。基于这个理解，为了促进中美战略性核对话，重要的是在二炮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核部队（核海军和核空军）中培养核对话的专家。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施加压力以图加快对话节奏属于揠苗助长，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核科研部门

美国国内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二炮对战略性核对话犹豫是因为它担心美国今后会施加压力要求更大的军事透明度。比较二炮和中国核科研部门对核对话的态度，可以发现上述看法是错误的。回头看，这两个系统对国际对话的态度差别很大，国家安全敏感性或者国际压力都不能解释这种差别。两个系统都从事同样敏感而重要的国家安全工作，如果它们对国际对话的目的和后果感到怀疑的话，它们都可以用国家秘密的理由来予以规避。此外，参加对话的国际压力对它们都是类似的。对它们参加对话方式差别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中国核科研部门与二炮面临对话的时候，它们关于国际交流的专门技能、组织文化以及经历非常不一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核科研部门（包括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开始派遣它们的科学家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对话。科学界科技交流的传统和专门技能为中国科学家与他们的同行就战略核问题进行切磋提供了便利。开始的时候，中国科学家特意选择一些科学含义更浓厚的话题参加讨论，例如，核战争的后果、核裁军的核查等。中国科学家还可以使用一些科技交流的通用工具，例如公式图表，与他们的同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建立了友谊和信任；他们获得了关于核政策对话的经验和信心，了解了这种对话的重要性和价值；他们也认识到进行战略对话需要一些特殊的专门技能。

在外国科学家，主要是意大利和美国科学家的帮助下，中国核相关单位开始从国际基金会申请基金来筹办它们自己的国际核对话，培养战略核问题的学生。它们也派遣它们的年轻科技人员出国接受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的培训，派送的单位有美国的大学，例如，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马里兰等大学；有非政府组织，例如，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有美国国家实验室，例如，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的合作监测中心。当年这些受到培训的年轻人现在都是中年骨干，他们中大部分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性核对话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核科研部门获得了战略对话的专门技能，这使得他们的领导有信心积极参加所有层次、不同方式的核对话。1999年美国的《考克斯报告》(1999 U.S. Cox Commission Report)指控中国核科学家从事间谍活动，打断了中美实验室之间的对话。中国核科研部门提出了恢复对话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政府需要正式承认此前中美实验室之间交流的积极意义。尽管美国政府尚未满足这个先决条件，中国核科研部门的科学家从不介意在各种核对话中与来自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交谈，甚至还接待他们。

中国核科研部门在国际核对话中的积极态度源自它们的信心，相信它们的专家有能力有效地参加相关的讨论。这些部门总是准备充分地派遣他们的专家参加战略性核对话，不管这些对话是多边的还是双边的、一轨的还是二轨的、话题有争议还是没有争议。这样的信心并非来自国际压力。相反，在中国核科研部门建立其国际对话的专门技能和经验的时候，来自国外的协助对它们形成长期的积极姿态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炮兵

中国核科研部门的主要成分是科学家，他们原本习惯国际科技交流；二炮则很不一样，其主要成分是职业军官，他们没有类似的交流经验，面临国际核交流的时候，他们可以借用的专门技能较少。这种缺少交流的情况甚至导致二炮与中国核科研部门在核战略术语上出现了不一致。二炮与其他大部分解放军单位（例如，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用本土词汇的原始含义来描述核战略问题；核科研部门则使用西方文献和联合国文献直接翻译的词汇。结果使得一些词汇含义出现严重误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deterrence”这个词。核科研部门用“威慑”表示“deterrence”的意思，而解放军用“威慑”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coercion”（强制、强迫、威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美之间一些新的“一点五轨”战略对话的启动，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一点五轨对话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但是参加者包括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的战略核问题专家。中美之间的一点五轨对话使二炮能够派遣官员观察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互相讨论敏感的战略性核问题。早期来自二炮的观察员往往是从事外事工作的官员，他们带回了重要而且有用的经验。当二炮领导对核对话变得更加熟悉和有信心之后，他们对参加一点五轨对话的方式做了两个重要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派遣在二炮院校讲授战略问题的核战略专家参加一点五轨对话。第二个改变是这些军事教授从后排移到前排成为对话的正式代表，能够与他们的美国对手进行讨论。除了提高二炮核对话的专门技能，这些教授还公开发表文章讨论核战略以及国际对话的作用。例如，在参加一次上述核对话之后，一位来自二炮的与会者建议增加中国核战略的透明度，并表示“紧闭大门和过分保密是不自信的表现。”¹一点五轨对话中，除了这些军事教授坐在前排，来自二炮的年轻学者也在后排观摩讨论、学习经验。这一过程对二炮建立自己的对话专门技能具有极大的意义。一些美国人认为，这些一点五轨对话导致二炮在参加政府间、军队间的正式对话时犹豫不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值得指出的是，一点五轨对话还起到了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促进二炮与中国国内其他单位和专家之间关于核战略问题的跨部门讨论。每次一点五轨对话之前，来自二炮和其他单位的专家举行筹备会以增进相互了解，并就此进行坦率的讨论。这是二炮积累对话专门技能的另外一个方式。

基于这些经验，二炮正在迅速提高其战略对话的专门技能。它派遣官员参加各种关于战略性核问题的国际论坛；邀请来自军队的和地方的战略对话专家给他们可能从事此项工作的官员介绍情况；承办核战略研讨会并向地方学者敞开大门；派送年轻官员到地方大学的博士项目学习国际安全。所有这些都旨在获取战略对话的专门技能。

走向有效的对话

中国核研究部门与解放军二炮参加战略性核对话的经历说明，它们的对话专门技能是左右它们对话态度的关键因素。来自外国的压力并不能解释它们态度的演变。为了让二炮以及其他的解放军核部队更为积极地参加一轨和一点五轨的战略性核对话，重要的是帮助它们提高对话的专门技能并建立一种热心对话的文化。一点五轨对话曾经是二炮获取相关经验的非常有用的途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美国方面应该考虑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采取以下思路，协助二炮以及其他解放军核部队提高对话专门技能。首先，美国大学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邀请来自二炮的年轻学者作为访问学者，提高他们在战略问题上的个人专门技能，类似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核科研部门得到的机会。美国政府可以帮助这些中国访问学者获取签证。其次，五角大楼可以邀请解放军联合编撰一本关于核战略词汇的手册，类似于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家小组编撰的词汇表²。  已编撰的这个词汇表提供了中国核科研部门所使用的词汇的中英文翻译，但是，这个词汇表并不能完全被二炮所接受。第三，美国可以公开承认一点五轨对话在增进二炮对话专门技能上的重要性，并继续对这些对话给与全面支持。

二炮在核对话上专门技能的增长必能增进二炮领导人关于对话的信心，为中美两军在不远的未来发展有效、高层战略性核对话打下基础。通过前述方法增进双方的合作可以加快这一进程。

^{1. Yang Chengjun, “More Transparency Will Benefit the PLA,” China Daily（中国日报英文版）, 2007年9月27日，10版。}

^{2. 《汉英—英汉核安全术语》可在网上下载查询 http://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PGA/cisac/PGA_050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