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华盛顿邮报》

近来，有关如何“控制中国崛起”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一用语本身倒是令人感到欣慰，因为它意味着渐进性、可预见性和时间性。如今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轨迹，并准备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即便中国最终成为明显的威胁，我们至少还有时间应对。同时，我们也不用反应过度，既要保持警惕又要有耐心，不要进行自欺欺人的主观臆测。如果我们过早得将中国当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当真会成为一个敌人。

美国能够掌控中国崛起的观念的确让人觉得宽慰，因为它给予我们一种控制感和操纵感，甚至还有家长式的优越感：只要加以适当的引导和凭藉坚定的胆识，庞大的中国巨轮是可以被安全地带进港湾并停泊下来的。它可以被融入到国际体系进而被“驯服”，在后现代世界中安全而文明地存在。聪明的“掌控”，中国可以成为朋友；糟糕的“掌控”，中国就会成为非常危险的力量。所以至少看起来我们还有选择权。

然而，新兴力量的崛起及其被既有力量尝试“掌控”的历史事实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我们感到自信和自在。几乎没有哪个新兴力量的崛起未曾引发一场重塑世界体系的大规模战争、体现新的政治现实。当代对新兴力量最成功的“掌控”是十九世纪晚期英国对美国的安抚，当时英国向美国果断地放弃了整个西半球（除了加拿大）。两个大国共享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因此形成的对国际秩序大致协调一致的理念极大降低了英国进行适应性调节的风险。

但是其它的例子就不那么令人鼓舞了。德国于1870年后崛起，而欧洲对这一现实的反应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精明强干的俾斯麦，在德国十年来的成功自我控制之后，也难以带领欧洲避免冲突。英国尝试了遏制、安抚、甚至联盟等各种手段，但直到战争前夜英国都始终没能完全理解德国皇帝威廉对英国霸权地位既羡慕又嫉妒的挑战欲望。就在战争爆发前夕，倍受尊敬的欧洲形势观察家们还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商业纽带可以避免战争，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1868 年后崛起的日本发动了两场战争——先是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和俄罗斯，后是在二战中与美国和英国交战。盎格鲁-美利坚对日本的力量增长的最初反应其实是非常友善的。日本明治天皇选择了现代化的甚至是西方化的道路，或者在它看起来是这样，美国人欢迎日本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和暴政的俄罗斯所具备的优势地位。当时也有一种帮助日本融入世界体系（据说是西方体系）的家长式的愿望。“日本一直在敷衍我们，”西奥多•罗斯福相信，他只在某些时候会疑问“日本人实际上不会容忍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以及我们所有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认为白人是低于他们的劣等民族……日本对我们友好只是因为我们让日本人利用我们的民族嫉妒心理，他们还会反过来打败我们。”

如今，我们在回顾历史上的失败，反思那些屈尊施恩心态所造成的错误。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比那些曾经“错误掌控”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决策者们更聪明。大多数当今的决策者和思想家对国际事务都抱有跟前辈们十分相似的看法：即中国和其它大国，特别是日本、美国还有台湾之间的商业纽带可以缓冲侵略冲动，并最终安抚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而不发生任何战争。除了这样的信念，我们还认为只要不激怒中国，它就会平和，但我们却忘却了刺激中国的可能正是现行的世界体系。

东亚的安全格局、支配我们思维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所赞成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正是我们相让中国融入的“世界体系”。但是否有可能中国不愿意被融入到一个他们不能发挥塑造作用的政治安全体系中来呢？何况这样的体系既不符合它的野心，也不符合它专制和等级制的治理原则。中国会不会像过去所有崛起中的大国（不包括美国）那样要重塑国际体系以符合自己的目标、寻求与其新生力量相称的待遇、使世界更有利于其独裁统治呢？是的，中国希望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繁荣，但他们是否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日本那样，认为加入世界体系的目的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呢？

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们需要懂得中国崛起的本质将主要由中国人而不是由美国人决定的。比如说，中国领导人或许已经认为美国是敌人，而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现实。这可能部分由于我们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如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加强美日军事同盟，还有近来与印度加强战略联盟。这也可能部分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治理模式，因为独裁统治者自然会感到来自一个民主的超级大国的威胁，及其周围的民主联盟。这还可能部分由于东亚形势本身。过去汉学家曾相信中国不希望将美国赶出亚洲。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如此确信。很自然，日益强大的中国希望成为当地的主导力量，并在包括经济等所有方面成为领导者。

然而，当人们思考如何去“掌控”时，这一具有渐进性、可预见性和时间性的令人欣慰的观念已经开始削弱。显而易见的选择似乎是，要么放弃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要么遏制中国自然产生的野心。出于根深蒂固的政治、道德以及战略原因，并没有很多美国人愿意接受前一种选择。让我们还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不把中国当作至少是潜在的（不是二十年后的，而是现在的）敌人的话，我们就很难作出后一种选择。如果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话，中国领导人也不会眼看着它的包围圈日益加强。他们很可能会不时挑战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将我们逼回去。所以，危机可能来得比预想得要快，而且没有任何警告，我们需要艰难地权衡行动与不行动之间的利弊得失。

这或许就是未来的情形。美国可能无法避免遏制中国；事实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这是个令人十分不安的情景，因为我们在尽力不去想这个问题。我们祈求正在经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只寻求经济增长而不威胁到与我们的商业纽带（除非被激怒），即便我们已经紧张地看到中国少量的但却稳步加强的军事建设、民族主义的周期性爆发、还有它夹杂着历史不公正感和矫正历史错误欲望的自信。

中国会是什么样？一个希望被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意味着既要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又要限制自己的战略野心）的二十一世纪的大国？还是一个希望对内保持自治、对外进行扩张的十九世纪大国？这是个很值得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跟我们的行动一样、甚至比行动更能决定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比我们的祖先更确定的答案来及时调整以“掌控”中国。同过去一样，我们必须在汲取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同时窥视历史的迷雾，作出谨慎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