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官》杂志(The Diplomat)
3月15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外国投资法，旨在放宽外国公司在华业务限制。由于该法明确地解决了美国的一些主要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许多人将新的法律框架理解为结束当下贸易战谈判中向华盛顿提出的和平提议。 然而，与此同时，贸易协议似乎遥不可及。美国官员已经证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暂定的月底峰会已暂时搁置。广而言之，随着习近平试图推动中共加强对各部门的控制，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改革开放”的质疑依然不断。 为了解外国投资法以及美中贸易战中进一步改革的前景，《外交官》对话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黄先生曾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区总监，是中国经济专家，也是2017年度图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什么传统经济智慧是错误的》一书作者。
你对最近通过的中国外商投资法有什么看法？这对外国公司的营商环境有多大影响？
中国快速批准了外国投资法，以应对与美国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的压力。为了使这部法律迅速生效，作出了许多妥协。其结果是，中国重新起用了2015年的草案，该草案共有170条，并将其压缩为约有40条的版本，其中许多都是一句话条款。外国企业界对法律过于模糊和缺乏实施细节表示担忧。然而，期望通过一部法律充分解决其所有顾虑是不现实的。而是应该将该法律视为对外国商业界广泛响应的意图陈述。具体而言，不应该强迫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购货物不应歧视外国公司；应鼓励外国投资接受安全审查。
许多评论人员强调，细节是魔鬼。例如，法律没有规定安全审查的性质，但认为可比照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程序(CFIUS)，该法自1988年以来一直存在，但因其繁琐和不透明的性质而经常受到批评。更令人鼓舞的是，外国商业协会对最后一刻加入的条款表示赞同，该条款承诺各机构将保护外国企业提供的机密信息，违法者将受到惩罚。实际上，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调整中国现有的法规和程序以符合新法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行为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违反新法律精神的行为将继续，但希望不要那么频繁。容易被忽视的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尽管对外国企业界来说依然太慢。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性排名上，中国的排名从2017年第78名上升到2018年第46名。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2017年96％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在过去五年中有所改善，而2014年持这一看法的公司仅占86％。希望这部新法律能够加快改革进程。
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将这部新法律视为美中贸易战的产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其视为希望削弱外界对中国经济体系所持的批评态度？
中国认为这部新法律是解决白宫2017年3月《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所提出的广泛问题以及2018年3月关于涉嫌违反《美国1974贸易法》301条款的后续报告的便捷方式。这些文件指出了具体问题，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做法提出笼统的断言，如对外国企业的歧视待遇和知识产权的盗窃。
其中许多指控从法律意义上讲难以验证，但信息很明确，那就是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公平”。这部新法律试图重申中国的贸易实务符合或将会符合全球认可的规范。新法律表达的是意愿，但对外国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行动。目前的困境是，双方正在处理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一部法律甚至通过美中之间可能即将达成的贸易协定来解决。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制定出更加符合规则的制度方法。
习近平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包括经济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控制。不过，国家官员不断承诺，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政治意愿有多大？
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习近平主席的首要任务是外交政策和政治问题。从外部看，这意味着要推动“中国梦”，这是一个围绕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为全球强国而构建的模糊而全面的理念。与此愿景密切相关的是旨在巩固中国作为天下中央之国地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内部，重点是打击腐败和加强共产党的地位。因此，2013年三中全会文件详细描述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议程鲜少得到关注。
部分原因是，经济长期放缓期间，新兴金融风险更令人担忧，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变得犹豫不决。因此，官员们全神贯注于激增的债务水平，并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这种犹豫不决意味着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忽视了国有企业日益恶化的业绩。政府依靠国有企业所有权多元化，但保持国有主导地位的战略并未奏效。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尚未达成政治共识，因为党的权威与在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有企业密切相关。许多官员还认为，为了促进更具创新性的经济，需要存在强有力的国有成分。解决这些矛盾是领导层面临的主要改革挑战。
对中国经济整体健康状况存在广泛分歧。假设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同样的经济轨道继续前进——换言之，只进行最少程度的改革——您如何看待其长期前景？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其“致命弱点”。中国现在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几年后将被列为高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预料到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从其两位数历史水平上下降下来。中高收入国家的年增长率通常不到7%到8%。这种下降与几十年前亚洲其他强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类似，日本、韩国和台湾就是先例。与这些先例相比，中国增速下降并不那么严峻，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表现比较好。
然而，由于信贷过度扩张而催生的近期增长经历，其可持续性存在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实际的增长率。中国需要更多地依靠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投资支出的效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解决国有企业表现不佳的问题，并更加有选择性地为基础设施融资，而基础设施融资因城市化进程存在缺陷而扭曲，浪费了资源。通过这些改革，中国经济可以在6-7％的区间内保持继续增长，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其增长期要比其他亚洲成功经济体要长得多。
在您看来，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然而，达成协议的结果与其视为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如视为延长临时休战期。所作承诺的性质是好的，但挑战在于落实和执行。尽管意图最好，但仍将继续存在违规行为，并认识到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最终，双方都需要朝着一个更持久的进程努力，以公正地监测行动和解决争端。我仍然认为，世贸组织重组是最佳选择，另一种选择是与欧盟协调签订投资条约。这些方式将有助于国家间更有序地解决问题，并为国际仲裁提供中立的选择。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