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蹂躏黎凡特之时，埃博拉病毒正在西非地区肆虐横行。从表面上看，除了引发恐慌，暴政与传染病并无多少共通之处。 但，其实不然。伊斯兰国与埃博拉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即政府治理不力。

暴乱并非凭空而来，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政府未能信守整合逊尼派的承诺，导致后者在“觉醒运动”中倒戈相向，顽强对抗伊拉克正规军。他安插什叶派亲信进入军队任职，放任军队内部滋生腐败。曾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逊尼派眼见自身地位削弱，风光不再，人为构建的“国家”意识也无可避免地开始离散。他们的下一步即使不是加入反政府武装，至少也会在反政府武装要求其表明立场时选择消极抵抗。

换言之，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成立并非必然，而是军队政治化的后果。国家的领导者希求的不是一个造福全体公民的国家体制，而是让其成为自身幕僚集团的附庸。

埃博拉的成因与之类似。目前，全球正在以应有的态度，积极应对这起紧急医疗事件。采取的一系列解决措施，如增加医生、医院、医疗防护设备与药品支援，都在情理之中。但为何埃博拉此次来势汹汹，胜于以往历次疫情爆发？原因在于，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民众不相信政府。对于想进入村庄为其诊治的政府医疗人员，他们选择抵抗、藏匿病人，或干脆将政府视作可怕的瘟疫。平心而论，他们的认识并非全无道理。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宣扬为从惨重内战中崛起，重建家园的典范。尤其是利比里亚，凭借其广受赞誉的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更是收到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的大量捐款。但就是在她治下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一样，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腐蚀着整个政府系统，导致公共服务徇私成风，政府职能基本瘫痪。即便是本国居住在偏远村庄的民众都清楚这一状况，而达沃斯和克林顿全球计划的捐赠者们却毫不知情。因此，上述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传染病肆虐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不信任的程度。

西方国家总以为能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训练指导建立一支精干的伊拉克军队。多年来我们在伊拉克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和大量士兵用来支援、培训伊拉克部队，和向他们提供装备及训练指导。但是，当国家领导者疏离并背叛其广大国民时，再多的装备和战术训练都无法造就一支具有强大集体荣誉感的作战队伍。训练士兵容易，可体制自身的腐朽却难以为继。

国际社会已为遏制伊斯兰国暴乱和阻止埃博拉疫情蔓延采取了紧急军事措施及救援行动，我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收到成效。但我们必须既治标，又治本。若西方国家继续为治理不力的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和赞助，那些政府就无需寻求实现利于本国人民福祉的发展。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继续依赖西方国家的援助，一边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编制迎合国际社会心意的项目计划书；一边在国内罔顾自身责任，不去努力促成代表人民利益的联盟政权。

我们帮助并教唆了这种两面三刀的政府，风险自担。埃博拉与伊斯兰国只是这类魔鬼交易的诸多恶果中的两个。

本文原载于《国会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