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

媒体,公众舆论和中国外交政策

2011年1月8日
Beijing

IMGXYZ3542IMGZYX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公众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媒体、公众舆论和外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媒体对外交活动有着与日俱增的重要影响:公众舆论是政府制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媒体在引导公众舆论和施压于外交事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邀请了媒体界以及学术界中研究公共外交的一些专家,讨论了中国公众舆论、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张传杰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众舆论

和世界上其它传统媒体一样,中国媒体也遭遇了来自所谓“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压力。

  • 公民记者:互联网、数码摄影、博客和其它形式的新媒体,让社会公民变成通讯员,对当地事件和全球事件作出自己的报道。来自巴黎政治学院的王鲲认为,公民记者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因为讨论群体的增长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公共环境。尽管如此,王鲲也承认,新媒体与国家主义情绪盛行之间,似乎呈现正相关关系。
     
  • 数量增多的报道:随着媒体角色的上升,它对决策的影响正在改变。路透社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表示,对于那些政府本身还未确定政策的相关议题,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中国媒体有着强烈的报道热情。
     
  • 媒体可信度: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的可信度正在逐渐下降,王鲲和CCTV的田薇都对此表示了担忧。

海外对中国媒体的认知

尽管海外对中国媒体的观察中,媒体自由度是个问题,但与会者一致表示,鉴于审查制度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西方民主人士在评估中国媒体受审查程度时应保持克制。

  • 压力和报道:田薇表示,西方最常见的一个误解,是认为中国的新闻机构有时会刻意回避报道敏感性问题。《环球时报》的王文补充指出,西方媒体常常也要承受来自政府的压力,但可能往往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媒体为改善本国的信息自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 国际声誉:中国媒体在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国外媒体经常通过观察中国媒体来评估中国国内的形势。比如,新华社的唐璐,就阐述了印度媒体是如何经常性地引用国内强调民族主义和反印情绪的评论。因此,中国媒体必须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塑造海外对中国认知。


挑战

参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媒体所面临的挑战,事实上与西方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并无太大区别。

  • 国际报道:张传杰认为,鉴于有限的预算和资源,中国传媒并无坚实的基础来报道国际大事,它们往往在没有确认信息准确性的情况下,被迫依赖国外媒体的报道。
     
  • 市场压力:在留住观众和赞助商的压力下,媒体会主动迎合主流观点。王扬和王文一致认为,赞助和广告收入对中国媒体至关重要,但这些因素在节目选择和内容编辑方面发挥了过大的作用。

根据此次讨论,中国媒体若想进一步前行,就必须强调信息质量,以便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国内媒体也要承受住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
活动演讲者

传杰 张

前驻会研究员,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张传杰主要研究中国的公共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有何影响。

Chris Buck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