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China in 2012, Economy, Transition历史会这样回首2012年：这一年，中国“第五代”领导层 亮相，同时中国经济转向较低速增长的轨道。这种转变发生的背景，将是一系列令人畏惧的国内挑战——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安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生态和人为的灾难——加上不断升级的外部紧张，这源于美国重新转向亚洲，同时亚太邻国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到忧虑。在新的领导层刚刚接手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会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保持稳定上，但经济弹性的降低，可能挫败北京方面在这方面的意图。
其实，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8%左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更具环境可持续性、更加公平的局面，将缓解社会忧虑，而更高的消费将缓解全球贸易紧张。
但许多人预测将会出现经济崩盘，他们认为，旷日持久的欧元区危机加上房地产泡沫，将使相当大一部分中国工业失去盈利能力。这将暴露出各种隐藏的金融脆弱性，推动形成一场螺旋式下降。其他人认为，北京方面有充足的资源可以避免一场危机，不过他们指出，由于中国的增长模式依赖于基建和土地出售，且汇率和利率受到僵硬控制，它也许并没有所有必要工具。
就国内而言，日益活跃的中产阶层正形成压力，要求得到问责制度更健全的治理。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滋生了一种不公正感；两亿农民工仍然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腐败也有增无减。对付这些问题的任务十分紧迫，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助长了一种无端的自信。于是，在阿拉伯之春的刺激下，中国的体制采取激进举措，压制可能引发政治敏感运动的任何社会不满。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在从未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一代中，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方面在对待海上主权争议时的强硬回应，在本已对中国经济 实力产生戒心的亚太区加剧了各方对中国军事目标的担心。这也是促使日本决定放松武器出口禁令的原因之一；令中国沮丧的是，其行为还推动邻国支持美国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存在，并使得地区贸易一体化变得复杂。
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将迫使中国和美国在不断变幻的环境中重新定义各自的角色，双方都对这种环境感到不安。美国大选期间的反华情绪将使紧张气氛加剧。亚洲国家将勾勒出这两个大国的影响力范围，但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各有不同，取决于各自的具体关切，联盟的构成也将变化。
在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层不愿做出任何有远见的决定时，中国必须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审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