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中文网
上文中笔者提出了拯救国集团(Group of CURE)这一全新的概念，该集团具体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及欧盟这四大全球经济体、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笔者认为，如果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能在拯救国集团为中心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下稳健发展经济、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及环境治理力度、并积极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中美共治未尝不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
不过，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以上所描述的国际秩序变迁以及未来中美全球共治的实现需要建立在18大后新的领导层能够正确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三次国内重大路线选择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重大路线的选择是该国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所以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内重大路线选择也仅仅只发生过两次。
中国第一次的国内重大路线之争其实是发生在建国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代表了当时全球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了资本主义路线。由于双方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领导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彻底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全面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国民党则退守台湾岛。
虽然第二次国共内战导致全国军民死亡一千多万人，而且使得海峡两岸对峙至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屈辱史后真正意义上统一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政权，再考虑到中国人几千年来浓郁的大一统情节以及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这次路线之争在历史上最终应该是以正面评价居多。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是基于消除社会不公并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政治理念所成立的，不过在建国初期却没能有效地引入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这最终使毛泽东得以发动席卷全国的以他本人为政治偶像的个人崇拜运动，而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彻头彻尾地陷入了人治的窘境。
不过，一件意外发生的历史事件加上毛泽东本人提倡的错误人口政策最终却使得中国得以避免正在北朝鲜上演的父父、子子、孙孙家天下的闹剧。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率先越过北纬38度线进攻韩国，并全面引爆朝鲜战争。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同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节节败退的北朝鲜政权被迫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的决定，并很快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随彭德怀越过鸭绿江抵达位于朝鲜昌城郡的志愿军司令部，并很快于11月25日牺牲在联合国军的一次突然空袭中。回过头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偶发的历史事件彻底杜绝了毛泽东本人效仿北朝鲜金日成父位子承做法的可能性。
另外，毛泽东“人多好办事”的理念使得建国后中国人口急剧增加，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他的继任者被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不过不容置疑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机关内部的严格执行非常有效地防止了政治家族在中国大量出现并稳定存在的基础，中国的这项基本国策因此也使得父位子承的权力交接模式在国内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重大路线之争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向左还是向右的政治辩论。始于1966年并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彻底拖入了左倾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本人发动的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是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一场巨大浩劫。虽然早在1971年9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二号人物林彪政变失败后叛逃坠机外蒙古事件就已经充分暴露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荒唐，不过直到1978年12月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华国峰被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自己的左倾问题做自我批评，中国第二次国内重大路线之争才算彻底水落石出。
1980年，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党内外各种重要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并坚持以务实主义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思路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大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改革，中国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广泛预计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1997年2月邓小平过世后，国内外关于他的传记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过，现在为邓小平盖棺定论可能还有些为时过早。虽然邓小平对中国的经济腾飞确实功不可没，但他选择将改革开放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做法也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一个缺少安全阀机制的高压社会体系。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已经高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中国历届政府却始终摆脱不了国外刮风下雨、国内打针吃药的怪圈。近些年来，邓小平倡导的“白猫黑猫论”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具体体现在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做事不择手段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今年2月6日因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全面引爆并愈演愈烈的重庆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新的例证。虽然外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无从得知薄熙来与王立军决裂的真实原因，不过通过逐步被揭露的各种信息，还是可以得出以下令人严重不安的结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民的人身安全还是无法在制度层面上得到根本的保障。即便是那些在国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资格视人命如草芥的精英阶层，他们一旦跌倒后，也会蓦然发现其实自己也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屏障以避免从此裸奔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庆事件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注定会被拿来与四十年前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相提并论。与林彪事件逐步发酵并演化到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决定的历史进程类似，到了今年底的18大之后，逐步发酵的重庆事件可能会使得中国新的领导层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内第三次重大路线的选择：到底是积极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以期早日步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还是继续选择闷声发大财、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带领这个国家向下沉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两次重大路线之争的紧要关头，中国前领导人都做出了可以直面历史评判的选择。基于历史经验，中国18大后新的领导层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的机会应该会远远高于另一种不好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深化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需要给当前内部压力越来越高的政治体系安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安全阀，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意义上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大步迈进；如果将来国内能够确实保证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长期凌驾于法律之上，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及幸福指数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如果向上攀升的通道基本上能够对社会各阶层都相对公平地开放，弱势群体的心态预计会日趋平和而不是每天愤懑不平；最后一点，如果信息透明化、社会公平化能在真正意义上落到实处，那么仇富、仇官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不和谐的理念在未来的中国就不会有什么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