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真实世界》(Real Clear World)
法国还能承受它自己的“对华政策”吗？经济焦虑会产生错误的政策。现在，中国确实就在我们门前——它既是避无可避的推销员，也是寻找商机的采购员。但是，欧洲市场也对中国极其重要——欧洲是中国过剩出口产能的销售市场，欧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备选货币，而且欧洲还是中国多元化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之一。
那么，法国是否因此而向中国“献殷勤”？从欧元危机来看，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基于其与欧洲国家政治关系的好坏而做出贷款和投资决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政府挥之不去的恐惧在于最终失去经由25年重商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大笔现金储备。从根本上讲，打造一个成功的对华政策，法国需要领导和协调欧洲国家的对华关系，探寻与其他新兴大国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可能，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中国基于实行国际规则的提议。
与中国打交道是种冒险的行为，它对历任法国总统都是次考验。瓦莱利•吉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敢于在1975年将法国重新定位为“一个中等强国”("une grande puissance moyenne")。在戴高乐总统1964年正式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中方的外交政策娴熟地使法国一直保持着与华特殊关系的希望。不加掩饰地赞许中国为“超级大国”("grande puissance")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怀抱着政治决定贸易的幻想，期冀通过良好的政府间关系达成商业大单。他的前任弗朗西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却一直对中国不太在乎；但他未能找到用于平衡中法关系的合适贸易政策或国际伙伴关系。
在对华政策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适应，并最终顺从，中国的要求。这种立场的选择与国内政治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在英国和德国，默克尔和卡梅隆领导的保守派政府都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政治批评，而施罗德、布莱尔或者布朗则更多倾向于赞扬中国。私下里，许多大型欧洲企业都在担忧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但是，由于害怕中国的重大经济报复，没有哪个欧洲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敢公开表达有关焦虑。不过德国的企业巨头是个偶然的例外，他们占有整个欧洲对华出口额的一半，当其直接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并不会进行类似的“自我审查”。
另一种立场是重申，在某些情况下体现为公开批评。而在野党更容易采取这种态度。确实，任何事情都不应该阻止我们谈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中国领导人偶尔会宣称民主和法治是傲慢且苟延残喘的西方国家的空洞学说，但事实是他们对国内政治演变极为敏感，而在国内改革派看来，这些演变不可避免。
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则努力建立一条新路径。尽管继承了希拉克追求商业大单的心态，但他同时与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和巴西这两大新兴经济体加大合作。萨科奇努力将政治与经济分开对待，他就2008年西藏暴力事件对中国发出的警告，与1989年天安门危机时法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差异。在经济领域，萨科奇做出了两个新选择：首先，对华政策进行必要的欧洲化（任何欧盟成员国都不再能支撑独立的对华政策）；其次，在全球金融管制议题上对中国采取开放态度。诚然，一方面要求中国做出巨大变革并不现实，但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其日益上升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一项欺人之举：法国一直都在敦促欧盟推动公共市场和投资方面的互惠政策。但同时，法国却已经欢迎中国投资其国内能源公司，尽管这涉及到国家主权这一敏感问题。2011年，法国已经实际成为了中国对欧投资的第一大目标国。
法国与欧盟发现自己同中国、美国处于三角关系中。较之欧盟，美国无论是在对华投资的正确开放度，还是必要的保护措施方面都有着更好的对策工具。构建对华政策，就需要对中国资本敞开大门，但同时还需要配套政府管制和增进透明度。这或许意味着要在很多方面实现欧洲立法标准化，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到银行立法，这确实困惑并复杂。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应该放弃对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惯有的国家支持，同时更加开放本国公司与外商合作和共同经营。
只有证实自身有足够的经济协调能力，欧洲和法国才能回归其强势地位。从这一角度看，法中关系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