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参考消息》
2016年7月，中美关系中有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美国不顾中俄的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是奥巴马派苏珊·赖斯访华，为2016年中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做准备。对于美国部署“萨德”，国内舆论呈现出一致的指责之声；对于苏珊·赖斯访华，则认识比较多元，有观点认为这表明中美存在冲突也存在共同协调的战略需求，但有观点认为苏珊·赖斯的访问并不能改变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冲突与示好交织是2008年前后国内政策分析人士对中美关系比较普遍的看法，也即中美关系具有稳定和紧张波动的特点。时至今日，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讨论中美关系的主流话语之一，我们还能用稳定中有波动来认识中美关系吗？
中美关系紧张日趋常态化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依据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突出表现在经济领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此契机，中国对内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对外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中国的产品和商业关系开始全面走向世界。
从2001至2008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无暇过多地顾及中国的持续发展。虽然这一时期中美之间波折不断，但仍能保持总体稳定，美国对华战略以“接触”加“改变”为主。2008年以前，很多国内民众都不认为中国正在甚至有可能赶超美国；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放大了中美之间实力缩小的速度，也加深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奥巴马政府初期提出“两国集团”（G2），意图借中国之力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围绕G2的讨论使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成长为对国际经济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在此情况下，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开始反思与中国的相处之道。虽然自由国际主义者仍然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充满乐观，坚信其自我修复能力和融合能力，但有更多的声音开始惊呼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难以“融化”中国，甚至不断强大的中国有可能“撑破”既有秩序。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的变迁引发了更多的关注。2010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年美国推动通过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要点，国内舆论比较普遍地认为美国这些动作意在遏制中国。2012年3月，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谈及对中美关系的忧虑，他认为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华盛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力量。2012年9月“辽宁舰”交付使用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航母热”，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国内强硬派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呼声。而此时，中日钓鱼岛争端开始激化，当年日本政府策划的“购岛”闹剧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使得争端趋于复杂化。
在一系列对抗与冲突事件的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8月发表评论指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显现。他认为正如雅典与斯巴达以及一战前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一样，崛起的中国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艾利森认为，根据历史经验，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挑战往往会导致战争。“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学者和媒体的热议。
2013年11月俄罗斯与美国的地缘战略矛盾在乌克兰危机中集中爆发，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中俄经济合作和战略协作进一步密切。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作为对日本挑衅行为的反制；随后，美军的B-52轰炸机闯入东海航空识别区并飞越钓鱼岛区域，直接支持日本与中国对抗，东亚地区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以来，南海一直风波不断。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越南，宣布美国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7月，在中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和韩国决定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成为中美在东北亚冲突的又一个焦点。
从总体上看，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从稳定中有波动走向紧张的常态化，所呈现的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美国持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主动态势，从幕后煽风点火逐渐走向前台直接与中国对抗，变本加厉地在舆论上把中国塑造成地区秩序的“破坏者”，渲染中国的“强势”和“威胁”。第二，美国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军事盟友的合作，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岛屿争端处于激化状态，第三方因素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甚至对抗的主要媒介。第三，中美主要博弈场所在东亚，双方围绕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展开综合较量。
美忧心对华优势日益缩小
回顾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走向紧张的历程与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印证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预测。但是，如果权力转移引发战争是规律，那么从2003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时，美国就必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而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根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的观察，2010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接触”向轻度对冲、重度对冲乃至“威慑”的转变过程。兰普顿认为中美之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和美国政策精英对美国战略优势地位的忧虑是导致这一政策变化的重要原因。根据兰普顿的逻辑，权力转移是必要条件，但只有权力转移引发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担忧之时，美国才会行动起来去对付挑战者。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所代表的逻辑，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权力的转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带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乃至战争。相反的观点认为，时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世界已不同于过往，核武器、高度的经济相互依存和密切的社会交流与联系，可以改变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战争的宿命。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必然论”侧重历史经验，“改变论”强调中美关系的时代性与复杂性。从历史来看，严格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转移当属早先的英国与德国，关于英德走向一战原因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细致，观点繁多，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僵化的联盟体系、狂热的民族主义、不断持续的冲突、法德之间的历史仇怨和军事冒险主义等等，经济高度依存的英德最终被盟友拖向战争。观察当今的中美关系和东亚格局，可以发现美国与几个东亚盟国的关系存在着灵活调整的空间，美国拥有绝对的主动权而不易陷入联盟陷阱，而中国并没有建立与美国对抗的军事联盟，东亚地区也没有形成对抗的阵营。从1997年开始，虽然东亚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但业已建立的诸多对话机制即便在地区冲突激化的时候仍可以定期举行。这说明历史虽有相似性和惯性，但是时代的变化和决策者的战略自觉更为深刻和重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三个主要特点，那就是唯我独尊、改变他者和崇尚武力。唯我独尊就是奥巴马一直呼吁的“领导世界一百年”和例外主义，这种口号的背后是美国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渗透于世界的跨国公司等所代表的巨大利益。改变他者就是通过“政权变更”的方式重塑不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异类”和不听话的“捣乱分子”，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来改变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开创有利条件。以上两种战略目标并不容易实现，面对复杂多样的世界矛盾，更需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从而使得“不听话”的国家确信美国会使用武力。2001年开始，由于美国战略上的肆意挥霍和穷兵黩武，优势地位已经出现颓势。2008年以后，一系列美国所宣传的神话在动乱的世界中加速破产。可以说，美国的优势地位主要是被自己抑制不住的“帝国的冲动”和“过度扩张”所破坏。
中国利用美国在世界为自己制造敌人的机会而快速发展。以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为起点，东亚经济格局的改变先是引发日本的不适应，接着招致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压制。
中美间战略沟通至关重要
通过总结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常态化的过程和辨析“修昔底德陷阱”的不同争论的逻辑，可以归纳出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化的三个主要症结：
第一，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担忧是其在对华政策中不断增加遏制成分的根源。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外交决策精英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举动过分敏感，并将中国无意触碰美国利益的行为视为对美国地位的威胁。这加重了美国对中国的猜疑，将中国改革国际经济制度的行为看作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争夺地缘优势，把中国在东亚的合作安排等同于谋求地区主导地位和排挤美国的势力。于是，美国开始出现与中国开展“新冷战”，将中国势力“顶回去”的声音。美国的忧虑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那就是中美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中国无法消除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忧虑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因为无论中国怎么释放善意，美国都会认为中国是“有什么实力说什么话”，中国强大以后目标就会随之改变。但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确存在误解的成分，而且美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等问题上又不能缺少中国的合作。
第二，美国强化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意图主动改变东亚安全秩序的现状，引发中国的反制，进而加剧了美国的反弹。从军舰和军机威慑到部署“萨德”，中美战略竞争和冲突逐渐升级。“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存在由于国家之间意图的不明确性所导致的“安全困境”，而中美关系紧张是“安全困境”情形吗？如果是安全困境情形所致，中美需要进行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消除误解、避免误判，发展可信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或消除“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冲突风险。但如果美国主动改变区域安全秩序现状而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中美关系紧张的常态化将极具危险性。
第三，东亚是中美较量的核心地区，第三方因素是中美关系近些年走向紧张的主要矛盾触发点。自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加强与韩美的军事合作，放纵日本右翼势力，分化与拉拢东南亚国家，在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冲突中以各种方式纵横捭阖，增加战略上的影响力。这不仅刺激着中国的不满情绪，也助长了部分国家借助美国之力离间谋利的冲动。虽然美国对这些盟友的掌控力比较强，但对这些第三方因素不加限制或主动利用的话，将成为中美关系中危险的冲突引爆点。
这三个症结是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常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缓解难度都比较大，也更需要智慧。这也可见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但我们并没有必要抱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悲观论。为了给中美持续的紧张关系降温，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中国努力，也要求美国改变思维、调整政策。今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为中美两国进行新的战略调试和对话提供了难得机遇。
本文最初发表于《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