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亚洲世纪”究竟怎么了？最近几个月来，两个势不两立的亚洲赫然出现。
一个是“经济亚洲”（“杰基尔博士”，the Dr. Jekyll）——充满活力的一体化亚洲，其53%的贸易在本地区内完成；这个产值19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另一个是“安全亚洲”（名副其实的“海德先生”，the Mr. Hyde）——一个各国之间充满猜忌、动辄诉诸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失衡地区，围绕小岛和浅滩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冲突一触即发。
在今天的亚洲，经济与安全不再并行不悖。实际上，它们几乎完全陷入冲突之中。
一方面，近些年来，亚洲各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和市场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以及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过去四年来，由于欧洲实行紧缩政策，美国经济增长日趋放缓，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但同样是这些经济体，如今却以民族主义姿态恶语相向、建设海军、获取新式武器和增强远程发射能力。尽管经济方面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但除中国外，所有亚洲主要国家都在努力跨越太平洋，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
这就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新东亚共同体。
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坦率地说，“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五年里，“经济亚洲”一直唱主角；但现在，“安全亚洲”开始压倒这些近期的趋势，逐步占了上风。
确实，“经济亚洲”的崛起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构成挑战。冷战结束后，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便快速起飞，但是亚洲日益扩张的经济与政治联系网络则是借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得以特别强化。这场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区的打击最大。当时亚洲地区的精英们开始认为美国傲慢而冷漠，并独立摸索应对区域经济挑战的解决方法。美国在1994年帮助墨西哥摆脱了困境，但却在三年后拒绝向泰国伸出援手。这就难怪人们认为它不重视东南亚地区。在许多亚洲人看来，美国发号施令的解决方案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在随后几年里，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亚洲各国相继推进了优惠贸易协定、制定区域性规章和标准并创建、加强了各类机制。这些行为正日益将美国边缘化。
然而，在各方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水域内的一些礁石和小岛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民族主义口水仗后，“安全亚洲”卷土重来。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猖獗、对抗的民族主义再次死灰复燃，就如看似已被时间封存的隐疾重又带来了冲突的阴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防开支在过去十年重增加了一倍，在2011年达到2240亿美元。几十年来，亚洲人民一直努力构建泛亚洲认同，并增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集体影响力。但到目前为止，经济一体化未能在太平洋地区夯实集体安全或合作安全的基础。相反，这个新崛起的世界经济中心看起来是如此脆弱和冲突不断。
政治松绑？
“安全亚洲”是否会压倒、甚或毁灭这些刚刚开始使该地区摆脱积贫积弱历史的经济成就？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是亚洲政客们在国内衰弱时期采取的一种怀疑策略。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近期这些局势发展归结为国内政治的产物。诚然，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亚洲国家都将注意力放在国内经济或政治发展上。例如，韩国正在举行总统竞选。日本执政党面临着严峻考验，并可能明年败在复苏的自民党手上。中国正在进行十年一度的中央领导层换届；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收益不断减少，这极有可能成为政府的一大政治软肋。而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则面临着大力提振经济和重振改革的国内压力。
尽管大众沙文主义对于陷入困境的亚洲政客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但它也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和持久的伤害。而且，这种热情一旦点燃，就无法轻易熄灭。经济与政治民族主义在亚洲各国都根深蒂固。即便上述各国完成了各自的政治更迭，它仍会存在并发展壮大。
仅以越中关系为例。纳延•常达在其关于印度支那的经典历史著作《兄弟阋墙》(Brother Enemy)中写道：西贡沦陷之后的事件证明“越南并未如美国决策者们预计的那样，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扩张的最前沿，相反，却成了中国最不共戴天的对手和敌人”。
他指出，是“历史与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有力地塑造着亚洲的未来。
正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曾威胁共产主义团结的意识形态那样，如今它又开始威胁泛亚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经济亚洲”正岌岌可危。
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近期发生的事情：今年秋天，当中国数十个城市的抗议者们走上街头时，日本企业受到了攻击，几千次来往中日的航班被取消，广受青睐的本田、丰田、松下等日本品牌关闭工厂。9月份日本汽车在华销量下降了近30%。尽管中国政府渴望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但眼下，它却由着民族主义情绪压倒其全球扩张的野心：中国降低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2012年年会的参与规格，仅仅因为会议在日本召开。
历史的幽灵也游荡在其他地方。韩国和日本因为弹丸小岛互相进行民族主义谴责。结果，美国在东北亚的这两个盟友不顾稳健的贸易关系和在对抗朝鲜威胁方面巨大的共同利益，甚至无法达成一项直接的情报共享协议来增进合作、一起面对来自朝鲜的共同威胁。
亚洲的精神分裂症
这些情况似乎与有关亚洲近期发展的文章描述很不相符。例如，许多人认为，日本当前实施的战略主要是受权力政治本能的驱动——具体而言，即寻求平衡崛起的中国。但假若果真如此，日韩之间不断激化的争执又难以解释。
此外，日本历来是“经济亚洲”的典范，是追求更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动力。二战后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日本，怀揣强烈的跨太平洋认同感，酝酿提出了各种泛亚洲区域思想与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亚洲货币一体化。正是日本官员于1997年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进而促成了今天的“东盟十加三”（东盟十个成员国，外加中国、日本和韩国）双边货币互换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同样是与美国建立极稳固联系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协助促成了中日韩三边机制，并且不忘与中国竞争，在“东盟十加三”的基础上达成了其他贸易协定。
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在今年秋天中日韩三国围绕争议岛屿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之时，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仍然稳步进行。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东南亚看到。今年夏天对军事对抗的担心涌起的同时，包括在南中国海上声势最大的三个竞争方（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十加三”仍宣布加强《清迈倡议》，承诺在未来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之时将双边货币互换的储备基金增加一倍至2400亿美元并建立一个执行办公室。11月，东盟与六个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以及韩国）发起了有关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其贸易总额将有望达到17万亿美元，并将与美国钟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协定形成对立。
战略困境
我们不禁将亚洲目前的局势与1914年的欧洲相对比。诺曼•安杰尔在其1910年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写道：事实将证明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西方各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以致于发动战争无异于自杀。但修昔底德(Thucydides)关于人类诉诸战争的理由——即争取利益、维护荣誉和出于恐惧——在世界历史中更占上风。
因此，“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当前的焦灼态势引发了一些重大问题。
其一，事实证明，亚洲的主要多边机构几乎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那么，现在是否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些区域建制的实验呢？
泛亚洲区域主义未能压制住亚洲的民族主义恶魔，而现有机构，包括那些有美国参与的机构，在近几年的动荡局势中也基本上未能有所作为。东盟的凝聚力在去年夏季于金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土崩瓦解——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在何等严厉对抗中国的问题上与越南、菲律宾发生分歧。新一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没有就达成年会之间的议事日程做出任何努力。同样，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也成为各国相互谴责和反驳的角逐场。的确，东盟地区论坛也许是机构失灵最充分的例证。东盟地区论坛是亚洲最重要的安全论坛， 然而，所有未来冲突的主要根源——朝鲜半岛、亚洲海权争端、中国与台湾问题、印巴关系——基本上都不会拿到谈判桌上。
重新审视亚洲的区域机构将在巩固美国地位的同时，也有助于塑造更好解决实际问题的机制。亚洲区域会议将继续主要采用惯性和“以过程为中心”的固定模式。外交官们除了马不停蹄地积累飞行里程，几乎再无其他作为。
当然，国家首脑们定期会面是有益的。但是，更应让那些观点一致的国家（包括美国）为下一届东亚峰会制定一套适度但有实质意义的操作议程，以确定优先议题。然后，各国领导可根据具体议题要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论坛或其他相关机构以实际行动跟进议题。这将有助于增强各区域机构的相关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华盛顿何去何从？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角色。
尽管亚洲地区经济的泛亚洲性日益增强，美国的经济作用相对收缩，但美国作为亚洲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却得到了加强。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美国能否持续维护其安全保障的作用，尤其鉴于其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并未大幅增强，更不用说显著提高其在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谈判中的领导力。
当前，美国面临着两大战略困境：
首先，“安全亚洲”的胜利将确保美国的核心地位，对美国有益。毕竟，美国是亚洲必不可少的战略平衡者，尤其是在中国的海军力量和远程发射能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因此，两难困境便在于一个以安全为主导的亚洲同时也将是一个更加动荡的地区。而这种动荡不安恰恰是美国在过去20年来一直极力避免的。
美国可能会在各执一词的领土争端方之间艰难前行。它将难以避免地面临选择立场的难题，不仅在航海自由等原则性问题上，在各种具体的主权要求上亦如此——例如，中国与美国极力争取的东南亚国家围绕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最终，美国总统可能会发觉自己被卷入一场由无名小岛引发的军事冲突中，而美国对其没有任何主权要求。
第二个两难困境是，从长期来看，美国在寻求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环太平洋地区，这样，就需要“经济亚洲”占据主导地位。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亚洲日益呈现泛亚洲化，这就意味着随着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模式进一步朝着区域内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核心地位将可能会不断收缩。
按绝对价值计算，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参与持续增高，但其相对重要性正不断降低。对美贸易在几乎每个东亚国家贸易总额中的份额都在日益减少。然而，美国对此极度缺乏应对。到目前为止，美国主要关注安全的“再平衡”，而忽视了经济再平衡。因此，亚洲各国正在经济上相互提供越来越多的公用产品，而美国在该领域的作用已然黯淡。
如果现有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将会继续减弱。因此，美国需要增强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博弈。而这又需要重振美国自身的经济和财政根基。这些举措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表明：美国有能力在亚洲长期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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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以史为鉴，亚洲可能需要经历一次危机或者游戏规则的转变才能完全走上“杰基尔博士”的正途。美国更多地参与“经济亚洲”将会有所帮助。但是，基本不存在什么事态能够促成更剧烈的转变，进而导致“经济亚洲”战胜“安全亚洲”。
如果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失败，那么担心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将会增加，进而潜在威胁其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利益将促使亚洲各国团结起来，以避免中国经济剧烈下滑。同样，朝鲜的突然崩溃也会危及整个亚洲，引发一场令人警醒的危机，促使紧张的东北亚各国齐心协力、确保朝鲜半岛过渡到重新统一。
但摆在“杰基尔博士”面前的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斗争。即使在这种充满变数的事态下，民族主义回应仍可能接踵而至，将“海德先生”推向上风。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