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奥巴马访日私下应优先谈东海问题
Obama’s Quiet Priority in Japan the East China Sea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4年4月10日
四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首脑会晤。作为奥巴马三年半以来的首次访日之旅，此次访问的交流重点及范围备受媒体瞩目。日本与中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中国东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必将成为美日两国领导人的首要话题。
战争不太可能爆发，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倘若发生，美日同盟将面临五十四年来最严峻的考验。顺利通过（甚至避免）这一考验的唯一途径，是美日领导人亲自商定出可协调行动的计划。
此次访问已公开的话题是经济和美日联盟现代化。美日两国都在努力发展经济，同时还要应对挥舞着导弹、反复无常的朝鲜，以及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境内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框架下，区域贸易自由化多边会谈进展拖沓。而这一会谈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的关键。这个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对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至关重要，尤其值得两位首脑关注。两国领导人将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不少时间，但短期内他们很难取得显著突破。
美日两国正在修改防卫合作指南，这项历史工程的推进和获批需要两国领导人的积极付出，但目前，这项工程的进度仍未过半。本次会晤只能对谈判双方提供宽泛的指导。会晤的其他议题还将包括美军驻日基地调整、能源合作以及协调海外发展援助行动。
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议题是：中国和日本有一定可能（尽管几率较小）会因尖阁诸岛/钓鱼岛而陷入军事冲突。华盛顿和东京必须就如何面对这一局势进行坦诚的对话。这对有效协调双方行动来说至关重要，并能避免动荡与不安。
约七平方公里的尖阁诸岛/钓鱼岛本身虽小、无人居住，且可开采资源有限，却成了中日在东海角逐的焦点，对美国来说也意义重大。
二战后，美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和冲绳的其余部分，并一度将其布控在美军的火力之内，同时向日方支付了租金。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尖阁诸岛/钓鱼岛的管理权也同时移交；虽然美国官员意识到中国和台湾对此持有异议，但美国并未在这一主权问题上明确站队。
然而，美国正式承认了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唯一管理权，并承诺如果日本受到某种攻击，它将依照双边安全条约“（与东京一道）采取行动，排除危机”。四月初，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东京再次重申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中国还在不断挑战日本的行政管制权。中日军事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
中国似乎并不想在岛屿问题上与日本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而是有意建立中方的管控，从而向日本施压，迫使其承认领土争端，打开双边会谈之门。北京定期派遣中国海警船进入尖阁诸岛/钓鱼岛周围海域，派海军舰艇在边缘巡视，以此施加压力。自2012年年底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得部分岛屿后，这种猫鼠游戏就不停上演。2013年，中国船只进犯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近两百次，而2011年只有两次，2010年一次都没有。中国还派侦察机飞临岛屿进行施压，造成日本战机以破纪录的次数（2013年超过三百次）在该地区实施应对。
中日双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避免冲突升级；但当前情况已引发日本的强烈指责，称中国海军的火控雷达已“锁定”日本为目标，暗示中方有意冒险展开进攻。近几个月来，已有日本防务分析家呼吁日本当局要做好准备，在中国军队（或渔民）登岛时，誓死“夺回”岛屿。
倘若冲突爆发——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或大或小，日本将不得不承担起保护自身和岛屿的责任；但事件定会立刻引发美日联盟展开磋商，讨论美国该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参与进来。日本希望仰仗美国的火力支持，希望美国及早出手进行威慑；但美国官员担心，如果这样做，一方面北京会做出局势升级的判断，另一方面日本也会过度自信，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如果华盛顿过于谨慎，始终模棱两可，又可能使中国误以为日本的盟友不愿或无法捍卫其主张，进而引起北京贸然夺岛或其他严重的军事冲突。
最坏的局面将是美国出面阻止日本的自卫行动，或敦促其做出让步；这无疑会严重损害美日同盟的“基石”，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如果这样，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就会直线下降，同时也会影响到首尔和马尼拉的信心。
显然，在这样的危机中，日本需要美国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给予支持。但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必须在冲动与克制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而这只能通过理解和沟通来实现。任何高层之间的误解都可能对联盟带来严重的后果。
2010年，当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造成四死十九伤时，美国就曾面临类似处境。双方交火不断：首尔威胁，若朝鲜继续，它将施以“猛烈报复”；朝鲜官员回应称，若韩国升级冲突，他们则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这期间，美国和韩国政府密切协作，保持公开言论一致；美国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持，并为冲突升级做了一些隐蔽准备。
尽管这次事件总体上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对已准备好并肩作战的美韩联盟来说，这一过程也绝不轻松。这一事件促使首尔和华盛顿进一步加强联盟，正式通过“反挑衅计划”来明确回应条件、责任和沟通渠道。
相比之下，美日同盟几乎没有共同应对军事危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美日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利害关系要比朝鲜更多、更复杂。此外，日本在今年年初新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建立新的危机管理架构，这一变化也需要双方研究出新的危机沟通和协调决策模式。日中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会对当前的美日同盟构成考验。
着眼于未来，首要任务是寻求可行办法，以缓释日中因岛屿之争酿成的紧张关系。这必是奥巴马和安倍晋三会晤的一项内容。此外，奥巴马还会向安倍施压，布道其战略价值观，敦促日本内阁收敛历史修正言论，同时敦促其正视日本帝国主义曾加诸本地区的苦难。中国将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种政治挑衅，认为北京应就岛屿问题一争高低，但这会破坏美日联盟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做出的努力。不过奥巴马应清楚，美国的承诺不应受到历史争论或中国反日活动的影响。军事挑衅与政治挑衅不能划等号。
奥巴马与安倍的私下会谈将会谈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挑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像对待朝鲜一般对待中国，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提出“反挑衅计划”，而是需要两国领导人勾勒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原则，指导双方在涉中危机方面的反应与合作。理想的局面是，日本坚决战斗在防守尖阁诸岛/钓鱼岛的最前线，并相应地承担主要风险；这样，美国政府就永远不用面对“为一堆石头与中国兵戎相见”的问题。在早期阶段，美国可大张旗鼓地为日本提供监视、侦察和后勤支援。这种军事协助也会向北京传递一种信息：中国如若升级危机，日本将能得到美国的援助。
与此同时，东京和华盛顿需要明确双方的高层沟通渠道，以确保危机出现时公开意见和战略沟通能够保持一致。只要不违背“日本管控”这一主要原则，双方应努力使危机降级。
奥巴马的东京之行可扩大美日联盟的合作范围，明确区域和全球合作中日益多样化的双边议程。然而，两国领导人还须忠于联盟几十年来维护的核心原则——民主、自由与法治。
这种合作关系在美日两国之间以及亚太地区一直运作良好。重申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将能促进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台湾关系法三十五年回眸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fter 35 Years
包道格(Douglas H. Paal)，蒲威廉 (William Brown)，卜睿哲 (Richard Bush)，施蓝旗 (Barbara Schrage)，2014年4月16日，华盛顿特区
1979年签署的《台湾关系法》 (TRA) 是台美关系的基石。过去三十五年来，它在塑造美国东亚政策、支持台湾民主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自该法签订以来，亚太地区风云变幻，但其相关性也受到了美国国会及其他各方的质疑。
美国在台协会(AIT)一直是美国处理美台和两岸关系的管理机构，历经六任总统。《台湾关系法》签署三十五年后，美国在台协会的几位前任官员将同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一起，就美台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讨论。
实现再平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洲
Realizing the Rebalance: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Asia
惠斯勒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John E. Wissler) ，詹姆斯•肖夫 (James L. Schoff) ，2014年4月10日，华盛顿特区
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增长，特别是美日同盟——它构成了美国在该地区广泛参与的基础。陆军中将约翰•惠斯勒是驻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他将讨论美国如何与日本等国展开合作，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实施再平衡策略。
他还会谈到当台风“海盐”袭击菲律宾时，自己率领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参加救灾的一些经历。
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China’s Hypersonic Weapons Development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史文 (Michael D. Swaine)，桑德斯 (Phillip Saunders) ，司乐如 (Lora Saalman)，麦德伟 (Michael McDevitt)，2014年4月8日，华盛顿特区
1月9日，中国首次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虽然测试细节扑朔迷离，但这确也证实一个长期的猜测：中国有兴趣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同样热衷此技术，并于2011年11月首次完成了助推滑翔测试。中国的试验将对美国安全造成什么影响？美国会作何回应？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高超音速技术军备竞赛？如果是，能采用措施加以预防吗？詹姆斯•阿克顿、史文、桑德斯和司乐如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讨论会由麦德伟主持。
演变中的中国—墨西哥关系：投资与贸易趋势
The Evolving China-Mexico Relationship: Trade and Investment Trends
陈懋修(Matt Ferchen)，恩立奎•杜赛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 2014年3月26日，北京
近几年，中国与拉美的交往不断加深。中国不仅增加了对拉美的出口量，同时开始投资拉美企业。然而，中国-拉美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仍面对很多问题，尤其是中国-墨西哥关系中仍存在着大量贸易与投资壁垒。清华-卡内基中心的陈懋修主持了一场讨论，与会者包括墨西哥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恩立奎•杜赛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以及诸位中国与拉美专家。小组以中国-墨西哥双边关系为重点，探讨了不断发展的中国-拉美关系。
中印海洋大战略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马加力， 楼春豪，2014年3月21日，北京
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海事活动日益频繁，而印度在东亚地区的海上互动行为也有所增加，这使得中印双边关系的重点从陆地转向了海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迎来了拉贾•莫汉(C. Raja Mohan)，介绍其最新著作《中印海洋大战略》(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加力，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楼春豪，探讨了中印两国关系的现状。清华-卡内基中心的陈懋修主持了本次讨论。
2014年潜在的主要安全挑战
Key Security Challenges Unfolding in 2014
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韩磊(Paul Haenle)，2014年3月21日， 北京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为2014年赋予了跨时代意义。今年，国际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无法预测且全新的挑战。因此，这些主要的安全战略调整突显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邀请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先生来讨论了这些地缘政治挑战的全球意义。此外，科恩先生还就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对关于中国的某些安全挑战的潜在政策回应发表了看法。随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了一场讨论。
朝鲜核导弹的战略意义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Missiles
杉尾高桥(Sugio Takahashi)，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4年3月20日， 华盛顿特区
朝鲜2013年第三次核试爆虽已淡出公众视线，但其核计划和导弹项目仍在继续进行，而日本最容易成为朝鲜的核打击目标。朝鲜核威胁在东京日益受到关注，并将影响到美日双边防卫合作方针的调整。
杉尾高桥将阐述日本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看法，以及这种威胁将如何影响美日同盟和美国威慑力的延伸。讨论会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日本在东南亚的“摇摆式”外交
Japan’s “Swing Stat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勉菊池 (Tsutomu Kikuchi) ，保福田 (Tamotsu Fukuda)，2014年3月18日， 华盛顿特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上任初年就遍访东盟十国，并在东京举办了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勉菊池和保福田研究了日本针对东盟的外交政策变化，并探讨了其外交新政是会以中国为中心，还是更专注东盟的崛起。各位发言人还谈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中日关系。讨论会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更新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s
“金砖”已成明日黄花？
Are the BRICS Irrelevant?
庞珣，2014年4月9日
作为一个经济概念，金砖集团也许已成明日黄花。但将这五国联合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国际政治诉求，而“金砖”概念所创造的政治身份和提供的合作理由，将让这五个雄心勃勃的国家继续依赖“金砖”，并致力于让“金砖”富有价值和光彩。
债务激增奈何不了中国
The Debt Surge Will Not Ruin China
黄育川(Yukon Huang)，肯扬•博斯勒(Canyon Bosler)，2014年4月8日，《华尔街日报》
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已经触底，其金融体系是否正在走向崩溃，中国观察家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作者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不断慢失血，但定期的小刺激仍会收到疗效。北京如能对症下药，最终就不会以危机收场，而是能建立一个风险意识更强的金融体系。
让市场力量决定城镇化进程
Let China’s Cities Flourish Free from Central Control
黄育川(Yukon Huang)，2014年3月31日，《金融时报》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各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于3月中旬公布。《规划》规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引导劳动力向中小型城市迁移。这一限制不仅违反了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会加大中国实现其亟需的生产率增长的难度。
MH370失联事件使东南亚蒙羞
Flight 370 Shows Southeast Asia in Unflattering Light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2014年3月28日，《日经亚洲评论》
神秘而扑朔迷离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备受全球媒体关注。这一事件显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信誉、能力、合作和信任的缺失。
中国的能源未来何去何从
China’s Energy Future at a Crossroads
王韬，2014年3月17日
2013年对于中国的能源部门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分水岭。一些会对中国的环境和能源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开始出现在视野中。在问答专访中，王韬对于中国2013年能源政策的主要发展进行了分析，并认为2014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变。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的强制储蓄》
Forced Saving in China
埃克考斯(Richard S. Eckau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4年3月，第217期，第180-194页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官方国民收入核算，自2007年到2009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这在和平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储蓄率一直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徘徊；在这之前，储蓄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之间。
文章采用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强制储蓄理论对中国高储蓄率进行解释。它将储蓄分为两部分：一是强制储蓄(Forced Saving)，例如金融投资税。在近些年，这部分储蓄比重高达中国整体储蓄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有益储蓄(Conduced Saving)，例如来自银行的投资贷款。
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强制储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2007年，政府和公司的未分配利益储蓄几乎占了总储蓄的一半。对于有益储蓄的作用，本文认为，大的国有银行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指示下，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提升投资率。因而，与其说高储蓄率是中国的特征，不如说高投资率更能体现中国特色。此外，储蓄和投资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大量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文章指出，这些表现都与谢淑丽(Susan Shirk)和其同事的论断相符合，即中国领导人的首要工作是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以防止“国内的不稳定”。因此，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出台政策，刺激银行投资贷款的增加，即使这一做法会提高贷款的拖欠率。作者认为，尽管边沁的强制储蓄理论只是旁证，但很显然的是，中国的投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强制储蓄。换言之，中国的高储蓄实质上是被“强制”拔高的。
《在研究中非关系时我们为何需要打破桎梏？》
Why Do We Need ‘Myth-Busting’ in the Study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三轮广野(Miwa Hirono)，铃木省吾(Shogo Suzuki)，《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4年1月24日，第23卷，第87期，第443-461页
当下，无论对学术圈还是对公众，中非关系都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与非洲密切接触，援助坦赞铁路等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本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同时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逐渐疏远。八九事件以后，北京政府为了弥补此事件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而亲近西方。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日俱增。政治上，中非频繁举办高级别峰会；经济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加在非洲的投资。
面对中国在非洲政治、安全、经济活动的增多，学术界产生了两种声音。第一种认为中国对非洲独裁政府的支持是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而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应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和西方都对非洲的安全和政府问题负有责任。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是否威胁到西方的利益？这一问题在中非关系的相关文献中一直受到热议。同时，结论往往是：中国不是唯一“不道德”的国家。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也给当地独裁提供援助以换取自然资源。然而，为何学者花费如此多精力却得出这一不令人惊讶的结论？作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利益严重影响到了学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导致相关讨论贫乏——研究仅仅局限于讨论中国是否将成为西方的威胁。
此外，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没有太大区别，都追求自身战略利益，而很少顾及口头宣称的国际准则。但这一理论应用在中非关系上却被认为是令人瞠目的观点。原因何在？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会对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文章对这些研究角度表示了质疑，认为这将使中非关系研究变得有失公允。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两个论断。第一，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这导致了主流关注点局限于中国是否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利益。第二，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人们对“黄祸”理论(“Yellow Peril” Thesis)的恐惧，即亚洲国家的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未知的影响。因此，为了增加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多样性，作者提倡要打破西方战略利益考量的限制，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新型中非关系研究提上日程。
《国家领导下的城市化：摩天大厦、土地收入与城中村》
State-L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kyscrapers, Land Revenue and “Concentrated Villages”
王惠玲(Lynette H. Ong)，《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2014年3月，第217期，第162-179页
在中国，为追求城市化，地方政府将农民从农村搬往城市。文章讨论了这一现象带来的“城中村”政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对地方政府而言，出售土地的收入是其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又利用这笔收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农民被迫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抱怨自己收入降低而花费增加。同时，虽然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政府，他们仍不能够享有城市居民拥有的社会福利。总体而言，农民收到的补贴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而失地农民被剥夺了长期保障——土地——和社会福利，沦为社会贫困阶级。对于这些农民而言，土地交易自由的合法化问题远不及未来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重要。
在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据估计，失地农民的数量在以平均每年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速度增长。除了少部分人得到应有的补偿，大多数农民只收到了少量的补贴，甚至直接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因此，征地问题成为了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纠纷的主要源头。例如，在2010年，征地引发的纠纷占了中国十八万起大事件的百分之六十五。
文章基于对合肥城郊失地农民的四十例采访开展研究，着重讨论土地和当地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地方政府，土地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赚钱的工具。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如山，这为财政危机埋下了种子。
总之，土地交易和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财政收入，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土地租赁收入和银行贷款。土地被看成了国有财产，被政府用来买卖以获得收入和银行贷款。作者指出，土地是有限的，租用或抵押来获得其经济价值等于是透支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未来，政府可能会面临重债压身。
《新世纪初的中俄关系：中亚地区的利益分歧》
Sino–Russian Relations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Millennium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施万通(Niklas Swanström)，《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4年1月17日，第23卷，第87期，第480-497页
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并不稳定：在叶利钦时代，中俄关系密切；但在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由于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中俄关系急剧恶化。很大程度上，中亚地区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为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美国在中亚有军事存在，而俄罗斯也卷入这一地区的战争之中，这使得中亚的地缘政治愈发复杂。文章认为，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利益分歧，这使得中俄关系比想像中的更加脆弱。
中俄两国都清楚，他们可以通过提升双边关系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提高谈判筹码。但对实质性合作而言，中俄两国的互信程度是一大阻碍。因此，在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中俄关系能否承受住挫折颇受质疑。
在普京放弃最初的亲西方政策之后，中俄两国重新恢复良好关系。但文章认为，这只是表象，并非实质。两国之间的竞争和紧张气氛依然存在，这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两国对伙伴关系的声明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这主要表现在中俄在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竞争。
首先，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中国没有施以援手。中国的沉默给了中俄关系一个响亮的耳光，明显暴露了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协调。其次，中国和参加上合组织的中亚国家拒绝承认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划分，也拒绝承认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控制权。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没有遵从国际法，更是因为中国害怕俄罗斯的行为刺激台湾、新疆和西藏的分离主义。第三，俄罗斯拒绝承认中国在黄海和南海主权，甚至和越南签署合约，在争议地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除此之外，中国在伊朗和非洲持续增长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克林姆林宫的注意。俄罗斯不愿意承认中国这一“落后国家”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施加影响。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中俄双边关系的脆弱。
当然，尽管如此，中俄两国都愿意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保持伙伴关系。比起美国“革命性”地“入侵”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更青睐中国，也更希望中国的影响力缓慢而稳定地提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视角》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伊夫林•德娃戴森(Evelyn S. Devadason)，《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年1月17日，第23卷，第87期，第462-479页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一项自2006年生效，由十二个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发起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十二个国家分别是：东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拉丁美洲地区（智利、秘鲁）、北美洲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目前，尽管TPP不包括中国，但中国表达了对此协议的兴趣和关注。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的百分之二十三来自参加TPP的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占了出口的百分之十九和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在2000到2010年间，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量以平均百分之十九年增长率的速度稳步增加。事实上，很多人质疑，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TPP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少。本文发现，中国加入TPP会扩大市场准入，带来重要贸易机会和更好的收益。但另一方面，本文也认为，中国加入TPP的成本不可估计。
TPP的其中一个目标是通过产品网络加深地区整合。关键的问题是，TPP是否能达到此目标。当今对TPP的热议集中在其可实现收益上，而这也是将TPP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关键。尽管TPP的支持者将其视为区域化的工具，反对者认为TPP很难解决“面碗效应”问题。
文章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虽不是TPP的成员，但却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角色。通过将TPP与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进行对比，本文发现，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更多以成品为主。这一贸易结构的差异使得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联系比与东盟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中国在TPP的框架下也更能发挥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加入TPP会对成品贸易带来更好的市场准入。
最后，TPP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还包括国防和政治。作者认为，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虽然会考虑加入TPP，但仍将在短期到中期内，中国依然会更多考虑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来促进东亚一体化。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改革的实施》
After the Third Plenum: Economic Reform Revival Moves toward Implementation
劳福顿(Barry Naughton)，《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3期，第1-14页
三中全会决议是一份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文件。它改变了政治环境，并且将习近平的新政府区别于胡温政府。而在具体的决议中，它强调了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则是这项决议的具体体现。
作者指出，三中全会恰当地回应了中国政策上遇到的信任危机，基本实现了其预期的效果。同时，文章也提出，面对信任危机，改革应包含五个方面：确定范围、观测、不回避困难、个性化和权威的树立。随着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改革的实施初见端倪。虽然人们对经济改革有坚定信心，但在改革战略和实施方面，风险仍然存在。这主要包括三大风险：改革是否会取消、改革战略是否会失败、改革是否会被大事件取代。
作者认为，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一些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值得过分担忧。同时，领导人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导致投机。在地方，一些居心不良的项目可能被伪装成可持续的改革；在金融市场方面，市场的快速自由化导致金融混乱；政治上，对高层领导的挑战导致的改革过程中的不稳定。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紧要的一步，新领导人需要进行四方面的改革，应对紧急危机：国有企业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以整合中国现有的二元社会、财政改革和银行与金融业改革。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机构统筹管理。一方面，中国需要一个权威机构开始自上而下国有体制改革，即从资产管理过渡到资本管理。现存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SASAC) 在过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如今，为提高效率，这一机构需要被拆分为三个财富基金。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好准备，及时有效地控制经济混乱。
文章总结，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新旅程，同时也是振兴经济和实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第一步。三中全会应该受到高度评价，因为它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在这之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政治位置》
The Unique Geopolitical Position of Pacific Russia
彼得•巴柯拉诺夫(Pyotr Baklanov)，玛特威•罗曼诺夫(Matvey Romanov)，《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第29-40页
本文讨论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即为世界三大“权力中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利益交汇地。具体而言，这包括了以下六点：
首先，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的西北部与太平洋交汇处，国土辽阔。第二，俄罗斯在此区域与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相接。第三，大部分区域跨越边境，其中包括（1）白令海峡、鄂霍次克海、日本海；（2）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的出海口；（3）有很多跨境溪流流入的兴凯湖；（4）位于太平洋的跨境海域。第四，此处有着多样自然资源的区域，包括可再生土地，其资源潜力对所在区域和周边国家都有重要贡献。第五，是世界三大“权力中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利益交汇区域。第六，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包括近海地区和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
作为东北亚的一部分，远东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关系。一方面，它是许多伟大的古代文明的交汇处，涵盖古亚细亚、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文明。另一方面，该地区有很多领土和领海争端。
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与美国、中国和日本接壤，这使得该地区有独特地缘政治地位。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对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利益也非常重要。所以，远东地区的未来和整个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远东地区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中心也应该逐渐转移到远东地区。